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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交际行为理论》），让理性不再封闭而向其它主体敞开交流的通道，当然表现出可贵的焦虑和现实的建设性意义。
但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操作方案，他倡导“对话”
，倡导“真诚宣称”
、“正确宣称”
等对话原则，仍有太多的书斋和沙龙的气味，局限在理性层面的“明言”
，没有注意到对“隐象”
的心会，有赖于生活实践经验的重叠——这当然是一个太难的任务。
我在下面还要描述这一难点，描述这一难点怎样在现代社会里日渐突出。
这并不是反对“对话”
，只是反对对话者低估对话的难度，恰恰是要使对话获得实践的坚实基础，从而使对话不至于成为聋子间的胡诌，不至于成为对理性“原教旨”
或宗教“原教旨”
的天真寄望。
否则，尊敬的哈贝马斯先生就像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的人，到各种行话和黑话圈子里去寻求交谈；或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来向女人讨论“卫生巾”
或者来向成人们讨论“**”
——他不会说错什么，也能有所收获，但无论他准备了多么足够的宽容，语言这个既公共性又非公共性的工具，很难通向他所向往的“理性民主”
和“理性宪政”
，很多时候甚至会激起莫名的羞恼或哄笑。
一个迷恋理性的读书人，可能不察语言中的暗语密布和“泛成语现象”
，可能把言词的相同错估为词义的相同，错估为言者们相关经验与践行的相同。
他可能以为，一个美国人说的“古董”
，拿到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来，与人们说的“古董”
是同一个含义。
他可能以为，一个中国人说的“民族”
，拿到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弱族小国去，与人们说的“民族”
会激发同一种感受。
他还可能以为，一个恶人会像他一样，把“爱国主义”
理解为对所有国民的惦念爱护，而不意味着国民们承担牺牲以便少数特权者窃据权利并且把巨款存到国外；以为这个恶人也会像他一样，把“全球主义”
理解为全球各民族之间平等的文化互补和技术共享，而不意味着所有弱国敞开国门以供少数富豪集团随心所欲到哪里都享受好处却不承担义务。
这位读书人相信道理是可以说通的，共识是可以通过说道理来达成的，但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几千年来有过那么多道理，但还是有太多刺心的悲剧；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道理差不多已经成了深刻、周密、漂亮、通透的精品，仍会遭遇人世间太多茫然而冷淡的面孔。
对于有些聪明的强者来说，有什么道理不可以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接过来，成为他们左右逢源并且大获暴利的机会。
同样，对于有些纯朴的弱者来说，有什么道理可以接受？如果没有人治的明君贤吏，没有法治的善制良规，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使他们活得左右皆难，都可以成为新一轮剥夺的借口，把他们送入新的一轮生计滑落。
在这个时候，指责他们冷漠，指责他们不再关心理论，指责他们逃避和拒绝哈贝马斯式的“对话”
，岂不是责怪吃不上饭的人为何不去吃海味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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