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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还只是一个开始。
汉代开始的整合可以说一直持续到十个多世纪以后的宋代理学——那时毕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实现了文字使用量的再一次爆炸,最终完成了中国从“纹治”
到“文治”
的转型,即文化从象符主导到字符主导的转型。
有意思的是,宋代是中国万象缤纷的时期,是象符空前活跃和丰收的时期。
农耕社会的物产丰足和商业繁荣,使陶瓷、丝织、雕刻、建筑等等都有极盛表现,书画、演剧、音乐等等亦迅速扩展为大众性消遣。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这样描绘当时的京都:
坊巷院落纵横万里,莫知纪极。
处处拥门,各有茶房酒店……夜市直至三更才尽,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这种挥霍奢靡的生活景观令人震惊。
当时的“宋词”
代“唐诗”
而兴一项,足以证明文学已经更多脂粉气,流向了梨园和青楼,亦证明了文士与优娼的广泛联系,还有音乐的普及程度。
重要的区别在于:此时之“乐”
已非先秦之“乐”
。
先秦之乐深藏于宗庙和宫廷,钟、謦、琴、瑟等乐器都大型化和固定化;宋代之乐则已扩散市井,琵琶、三弦等乐器也就趋向小型化和便携化(据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乐器的这一历史性嬗变,证明了“乐”
已逃离统治集团的掌控,不再是荀子那里“别尊卑”
、“施赏罚”
以及“禁暴胜悍”
的教化工具。
恰恰相反,此时的音乐已经下渗基层,入俗随众,甚至妖声艳调**词艳曲过把瘾就死,正如理学家周敦颐所警告的:音乐功能已不再“平心”
而是“助欲”
,不再“宜化”
而是“长怨”
(见《通书乐上》)。
在某些人士看来,这种变化已经构成了对礼教的巨大威胁,已经与“礼”
构成了尖锐的对立。
昔日役夫式“非乐”
的立场,曾被儒家痛诋为墨家之愚,现在却差不多偷偷移入儒家的严峻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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