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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能领悟他的用心之细。
因为，对断代工程，最高的反对声浪不是来自自然科学界，而是来自社会科学界，特别是考古界。
我还想告诉各位的是，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那种“搞民族主义”
“想把历史抻长”
的诬蔑之词，渐渐淡去了，听不到了。
席先生在断代工程的第三个故事——他在学术上的倡导开放精神，鼓励创造思维，推动学术自由。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以举国之力支持、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实践，这个实践，或者说这个期望中的结合成功了。
当武王伐纣研究的第二方案完成论文《武王伐纣天象解析》，向《中国科学》投稿时，遇到困难。
刘次沅被告知，由于论文中人文学科的内容太多，他们没法刊用。
刘次沅希望办公室帮助他。
我想来想去，只有找领导小组。
2000年前后，领导小组成员路甬祥院长几次请钱文藻秘书长代表出席会议。
我便打电话找钱文藻[5]先生，我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果实成熟了，可是国家没有准备好一个盘子承接这个果实。
像武王伐纣这样的成果，如果最高刊物《中国科学》不承接，您是否可以告诉我，应该找哪家杂志承接？总不至于让他们去找外国刊物吧。”
钱先生说，“你说的有道理”
。
他给我一个电话，要我找《中国科学》的一位执行领导。
那位领导很通情理，说：“这样吧，我们请《中国科学》天文史最高审稿人席泽宗先生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我高兴极了，心想席先生是自己人。
于是刘次沅、周晓陆两位的论文《武王伐纣天象解析》在2001年第6期《中国科学》A辑发表了。
那时我对席先生的认识还是一知半解的。
是以后的事实帮助我认识步步加深。
断代工程后期，李学勤、席泽宗两位先生联合招收了最后一位博士后，来自南京大学天文系的李勇博士。
这位李勇博士少言寡语，一来主要承担编《简报》的工作。
那时《简报》最集中讨论的是西周金文历谱。
约半年，他开始尝试建立月龄历的数学模型。
李学勤先生和张培瑜先生对他的尝试表示赞赏。
席先生还在工程验收会上表彰了他。
博士后出站，李勇到了北京天文台工作。
2003年，他的建模和月龄历理论研究渐趋成型。
一时兴起，他写了一篇《武王伐纣年质疑——研究中国历史年代的材料及天文学途径》直投《中国科学》，文章在G辑第2期发表了，反响很大，网络、媒体推波助澜。
席先生主动打电话给李勇，直言相告文章是他审稿后同意发表的。
意思是要他别有思想负担。
这个情况席先生也告诉我，我说：“《中国科学》真厉害，质疑的文章偏偏找您这位断代首席审。”
席先生淡淡地说，“不管我在不在断代工程，都应该支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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