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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岳占伟、王巍、殷玮璋、岳洪彬、何毓灵，持械钻探者为殷墟发掘领队唐际根
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
显然，从上述所提出的“工程”
专题任务而言，不是说简单地将殷墟文化做个划分就算完事，更重要的是对所做分期正确与否的检验以及各期年代的推算。
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关键看能否在各期遗存中采集到足够的可用于14C测年的系列含碳样品。
从理论上说，如果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等学者对殷墟文化、甲骨的分期以及所推定的王世是合理的，那么在各期中所采集到的14C测年标本，其所得数据也应与分期、王世的年代序列一致。
通过对两个年代序列的对比，不仅可以检验各自分期序列中推定的王世的可信度，而且可以建立商后期的年代框架，并为推定商王武丁至帝辛之间各王相对准确的年代提供依据。
有鉴于此，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等专题组人员，先从历年发掘所积累的资料中选出部分样品，又于1997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坟南地和东南地做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50余个含碳样品。
但是，当这些样品送往北京后，仍然不能满足14C测年的需求，特别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样品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
于是，“工程”
首席科学家经过研究，决定继续提取样品，并派出课题组负责人殷玮璋和14C测年专家仇士华赴安阳，和专题组的杨锡璋等考古学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取样方式：1.所采选的各期含碳样品必须出自有随葬品的墓葬，或有其他共存遗物的灰坑等单位，使这些含碳样品及其所在单位的年代判断做到有根有据，一旦用这些样品进行测年，就将这些共存遗物与所测年代一起发表，做到有据可查。
2.取样各单位在时间上应有先后，使这些含碳样品构成系列。
3.取样单位的其他含碳样品也要妥加保存，供需要时提取。
4.由于一期和四期的含碳标本相对较少，应以获取一、四期系列样品为重点，并至洹北三家庄等地考察选点。
根据已达成的共识，专题组人员在安阳考古工作队队长唐际根的安排下，于1997年秋—1999年秋，在殷墟的三家庄东地、花园庄西地、董王渡西南地及其他几个地点做了不同规模的发掘，并获得了一批含碳样品。
经过3年的努力，“工程”
专题组从殷墟12个地点共采集含碳样品111个，基本满足了14C测年的需要。
鉴于发现材料的增多，专题组将原来所划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称“三家庄阶段”
，并从第一期中划分出来。
原第一期晚段改称第一期，并据此推定为武丁前期遗存。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就在专题组人员为寻找样品在洹水北岸几个地点勘查与发掘过程中，偶然发现了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垣。
这是整个20世纪发现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殷墟发掘70余年来，无数学者曾苦心积虑、疲精劳神、孜孜探寻而不得的殷墟城垣，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而在洹水北岸被发现，这一重大成果，不能不说是“工程”
推动多学科发展的一个极好例证。
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做常规14C测年后，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
殷墟文化分期及常规14C测年数据
续表
从14C测年数据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为公元前1370年，最晚为公元前1036年，一期文化与四期文化之间的总跨度为334年。
尽管上述每期的年代范围是否就是它们的实际年代，此时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证实，上述年代序列与分期序列完全一致，没有出现祖孙颠倒的现象。
至于这些年代能否同其他的年代衔接和匹配，并不发生矛盾，当然还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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