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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参加、主持过安阳殷墟、二里头、铜绿山、琉璃河等遗址的发掘。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他正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夏商周研究室主任的身份，领导并从事着三代考古学文化和科技史的研究。
由于他的考古经历和在学术上的地位，“工程”
首席科学家特邀其参加了早期研究计划的制订，并聘他为上述课题的负责人，主持商代后期年代学的研究工作。
殷墟商代后期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要对殷墟文化进行断代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其文化的分期问题。
殷墟作为都城自盘庚至纣王共延续了两百多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间内，文化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
从殷墟发掘七十余年的实际情况看，地下文化层的堆积极其丰富，其中包含的器物，在类别、器形及质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因此，殷墟文化是可以按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期的。
在殷墟初期的发掘中，李济等考古学家曾对小屯地下的文化层进行过尝试性的分期，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学术水平，只能区分辨别早于殷文化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及晚于殷文化的隋唐墓和现代堆积，对殷墟阶段的商文化未进一步进行综合性的分期研究。
只有殷墟的早期发掘者、研究者董作宾在甲骨文方面给予了划分。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根据新中国成立前殷墟遗址的地层及其出土的陶器，把小屯殷商文化分成了早、中、晚三期，并把它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连接了起来。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根据大司空村和苗圃北地出土的材料，将殷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二期。
到了60年代，邹衡又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后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铜器，重新把殷墟文化分为四期七组，并参考各期所包含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初步估计出各期的绝对年代。
即：
殷墟文化一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属盘庚、小辛、小乙时代。
殷墟文化二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代。
殷墟文化三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文化四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代。
由于殷墟中发现了大量甲骨文，且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据商王来区分时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据陶器与甲骨文的共生关系来确定殷墟各期的文化。
1962年之后，安阳考古工作站的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等考古学家，根据大司空村遗址和墓葬新近发掘出土的陶器，结合甲骨文字研究，发现大司空村一期约相当于武丁前期，大司空村二期约相当于武丁后期和祖庚、祖甲时期，大司空村三期约相当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大司空村四期约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殷墟考察时与安阳工作站考古人员合影。
左起：徐广德、杨锡璋、夏鼐、郑振香
从邹衡与安阳考古工作队对殷墟文化的分期来看，都未超出四分法，对各期绝对年代的估计稍有不同，但基本一致。
随着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检验和修正，上述分期已成为商后期文化分期的标尺。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根据工程提出的“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的目标，特设了“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这一专题，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锡璋负责。
杨锡璋，江苏无锡人，1958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即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2年到安阳工作队，自此开始了对安阳殷墟三十余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工作。
先后参与了若干座宫殿遗址、大墓、宗庙祭祀场所等田野发掘，并作为安阳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其他考古学家一道对殷墟发掘七十年来的成就做了系统的总结。
“工程”
开始后，杨锡璋和徐广德等考古学家积殷墟几代学者七十年发掘、研究之经验，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将殷墟文化分期进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对应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考古人员在洹北商城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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