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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朝阳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开始连线和画圆，其间谬误可想而知。
面对众多学者对刘朝阳文章观点的批评，席泽宗感到武王伐纣问题，是个既让学者们敏感，又十分棘手复杂的难题，不是一两个学者凭自己掌握的知识，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后来只在刊物上刊登了一篇批评文章，就匆匆偃旗息鼓了。
这次当席泽宗和李学勤、仇士华等专家聚在一起谈到“工程”
，并表露了自己的担心时，李学勤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工程”
所具备的条件和可行性做了解释，而仇士华则用具体的事例说明有些过去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能够得到解决。
如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仇士华表示可以用14C测年法，对一些墓葬的系列样品，通过高精度测年来确定这段历史的范围，然后再参考其他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确定一个较为准确的年代。
过去只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年代学的席泽宗，想不到还可以从考古、14C测年、金文历谱的排序等角度来综合交叉研究并确定年代。
经过几次沟通和交流，他消除了顾虑，信心大增，决心为“工程”
的完成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古新星的视分布图。
图中，·为新星；X为超新星；⊙为再发新星；□为南赤极（引自席泽宗《古新星新表》）
席泽宗（中）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讨论历史记载中的日食事件（作者摄）
在“工程”
的早期，他受有关方面的委托，邀请全国各地的部分天文学家如吴守贤、张培瑜、陈美东、陈久金、薄树人、刘次沅、江晓原、孙小淳、胡铁珠等，在京召开了一个专业性的座谈会，就如何利用天文学方法研究夏商周年代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上，席泽宗开列了在“工程论证报告”
中拟定的十个天文学研究专题，供大家讨论，并根据与会者各自的条件和能力选择其中的一个或几个专题分头进行研究。
与此同时，对每一个研究项目承担者的工作条件、工作计划、研究方法与途径、所达到的目标等，都给予了初步论证。
如相传在夏代仲康年间曾发生过一次日食，这次日食后来记载于《尚书》中。
如果通过天文学研究，算出这次日食在夏朝仲康时所发生的绝对年代，可对夏代年代框架起到很好的补充和验证作用。
当与会者对“仲康日食研究”
这个项目的工作条件、研究方法与途径等问题和困难进行论证时，席泽宗特别指出：“当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对这一记载曾看得非常重要。
徐老说过，‘我们疑惑我国古史可靠年代开始的问题，等到将来仲康时日食的问题能圆满解决以后，或者就没有太多的问题了。
也同埃及年代学上的问题一样，到了天文学家确实计算出来天狼星于公元前4241年7月19日黎明在孟菲斯的纬度出现以后，就没有太多的问题一样’。”
对于这种看法，席泽宗说：“徐旭生先生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事实上，古埃及的年代问题，并不是单靠天狼星偕日出的计算就可以解决的。
而中国夏代仲康时期的日食，也是梁代虞邝以来，1000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
首先，记载这次日食的《尚书·胤征》的真伪有问题；其次，承认确有这个文献，但说的是不是日食，又有争论；第三，承认是日食，但发生在哪一年，又有争论，经过历代为数众多的天文学家的推算，仲康日食发生的时间，最早的可以早到公元前2165年，最晚的可以晚到公元前1876年，上下相差289年，而按一般的说法，夏朝只有400多年。”
面对以上情况，席泽宗和承担此专题的天文学家吴守贤等学者，在经过反复讨论后认为，其研究的目标，首先是要确定《尚书·胤征》的有关记载是不是日食事件。
假如确为日食事件，就可以运用天文学成果，对这次日食的发生时间进行推算。
鉴于目前国内外已有多种推算结果，必须运用最先进的天文软件和国内外日食记事的比较法，重新推算公元前2200—2000年间中原地区的可见日食。
为了保证结果的正确，还需要加进月亮轨道根数长期变化和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的数据。
最后还要与文献考证相配合，以断定最合理的日食年代。
在这次讨论会上，席泽宗在总结性发言中强调：单纯的天文学计算不能解决夏商周年代问题，必须各学科互相配合，才能取得进展，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为这种合作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在这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合攻关的“工程”
中，天文学研究必将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后，席泽宗以首席科学家之一、专家组副组长的身份，统揽、指导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同另外三位首席科学家和专家人员一道，对研究成果做出最终的评判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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