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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结束了他5年的私塾生活。
这一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乘机追至垣曲。
席家不得不举家避往乡间，席泽宗也被迫辍学，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
席泽宗在书房（作者摄）
1941—1944年间，席泽宗在陕西洋县国立七中二分校上初中，虽然生活极为清苦，但此处实行的是新式教育，他开始在这里接触到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学。
1941年9月21日发生的日全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4年他进入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西北师院的前身即北京师范大学，北平沦陷后迁往后方。
当时学校里学习空气浓厚，席泽宗读了许多课外读物，其中有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写的《宇宙丛谈》，这本天文学的科普文集使席泽宗对天文学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进而开始找其他的天文书籍来阅读。
席泽宗回忆说，自己生平在科学道路上有两个转折点，都和张钰哲有关，《宇宙丛谈》就是其中之一。
1948年元旦，正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席泽宗在广州《越华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预告今年日月食》。
此后他一面学习，一面在广州、香港等报纸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和天文学有关。
195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恒星》，那时他还是一名学生。
席泽宗从中山大学毕业前，因对天体物理感兴趣，曾联系好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但毕业时人事部门却把他分配到了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担任《科学通报》的编辑。
在这里，他认识了主管编译局的中科院副院长、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
1952年，根据竺可桢的安排，他被送往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专修俄语两年。
1954年回编译局后，他和戴文赛合作翻译了苏联阿米巴楚米扬等人的《理论天体物理学》。
此书于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曾长期被作为研究生的教材使用。
当时苏联天文学界对利用历史资料研究超新星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很感兴趣，他们曾致函中国科学院，请求帮助调查有关的历史资料。
竺可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席泽宗，这是席泽宗涉足天文学史研究的第一步。
一年之后，即有蜚声中外的《古新星新表》问世。
20世纪40年代初期，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
1949年又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不久发现著名的1572年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遗迹也是射电源。
根据这个发现，天文学家产生了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
由于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因此要检验上述设想，必须借助于古代长期积累的观测资料。
而证认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的工作，曾有一些外国学者尝试过，如伦德马克等。
但他们的结果无论在准确性还是完备性方面都显得不足。
从1954年起，席泽宗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中国古代新星及超新星爆发记录与射电源之间关系的论文，接着在1955年发表了《古新星新表》。
他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
《古新星新表》发表后很快引起美国和苏联的重视，两国先后在报刊上做了报道，随后在专业杂志上全文译载。
俄译本和英译本的出现使得这一成果被各国研究者广泛引用。
在国内，竺可桢副院长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一再向学术界介绍。
竺可桢临终前将这项成果和《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并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随着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发展，《古新星新表》日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
于是席泽宗和薄树人合作，于1965年又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一文。
此文是在《古新星新表》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修订，又补充了朝鲜和日本的有关史料后，制成的一份更为完善的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编年记录表。
这份记录表同时确立了七项鉴别新星爆发记录的判据和两项区分新星和超新星记录的标准，并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
这篇论文发表后，在国际上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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