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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文献中反映出来的不同的纪年体系进行科学分析，解释其编排依据并加以鉴别，然后将这些研究文献编辑成书予以出版。
由彭林主要组织和编辑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朱凤瀚主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两部专著，为整个夏商周断代研究，特别是为《夏商周年表》的编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在整个课题中，由陈力、廖名春、葛志毅、黄怀信、田旭东等学者负责的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专题，则从文献学的角度，进一步辨明了如今古本《竹书纪年》、今古本《逸周书》、今古文《尚书》等形成的年代，并对使用这些文献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做了说明。
如在《竹书纪年》的研究中，学者们经过仔细鉴别和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看法，相对于前贤的研究成果又有了很大的进展。
魏安釐王之墓所在位置
《竹书纪年》又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
据荀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
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准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2]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
。
据说，当不准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准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
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墓内残余遗物清理工作开始。
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
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勖、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
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的，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的，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
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准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
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
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
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
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准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
，“四十八年，二日并见”
（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古本），等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据历代学者们的共识，《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两百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因而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两百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得多。
但遗憾的是，据说原书至少在宋代已散失，后来仍有版本流传，学者们也未怀疑，清儒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经常引用流传本的相关内容。
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面世之后，有人开始怀疑《竹书纪年》是伪本，后据乾嘉学者崔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
崔述曾列举了十条证据多方位揭示了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的伪迹，以证其为假冒伪劣产品。
《竹书纪年》天一阁本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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