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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只记人和事，而具体的年代就只有大略推论了。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大门上方“史笔昭世”
的匾牌格外醒目
毫无疑问，历史之所以被称为历史，是因为其记录了发生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的人类的活动。
可以想象的是，司马迁在考证自黄帝到夏、商、西周三代的具体历史年代时，一定是竭尽心力，百般穷究，反复推研，设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实。
但由于条件所囿，最终未能将中国远古文明的链条清晰而确凿地连接起来。
这让后人在对太史公求真务实的精神产生敬仰之时，也掺杂着些许遗憾——这是司马迁的不幸，也是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不幸。
这双重的不幸，在历史长河的流动中，渐渐郁结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华夏子孙的心中膨胀。
它压迫人们的血肉，牵动民族的神经，使后人为三代年代学的勘定，不惜疲精劳神，费尽心思。
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多年来，无数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如班固、刘歆、皇甫谧、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顾炎武、阎若璩、梁启超、章鸿钊、刘朝阳、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张钰哲等鸿儒贤哲，从古代流传下来和不断发现的文献、甲骨文、金文、天文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对东周之前的史实做了无数论证与推断，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纷繁复杂以及研究条件所限，总是难以如愿，司马迁当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然是迷雾重重，难以廓清。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链条，特别是自黄帝以来至夏、商、西周三代的确切纪年问题，便成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学术悬案。
当人类在20世纪苦难与悲凉、光荣与梦想交织的河流中缓缓蹚过，中华民族子孙在21世纪的曙光中开始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时，2000年11月，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我国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一千两百多年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讯自司马迁作《史记》以来的两千年间一直困扰中华文明史的一个千古谜团，终于在现代科学研究面前有了较为清晰的答案：今天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一千两百多年，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
中华文明是举世公认的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一直绵延流传的文明。
遗憾的是我国传世文献上记载的古代确切年代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这之前的历史纪年都湮没在千古尘烟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缺憾。
而世纪之交得以完成的这份《夏商周年表》，为填补我国古代纪年中的空白作出了巨大而坚实的努力。
它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了一千两百多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根据这份年表，我国的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
年表还排出了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12王大致在位年。
这些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不仅解决了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更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给后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编年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九五”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
，勇敢地向千百年来的历史难题发起了冲击。
五年来，这一工程集中了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学等学科门类的两百多名老中青专家学者，并依照系统工程的要求，分别设立了9个课题44个专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以不同方法、不同方式对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问题进行了全面和全新的研究、考证。
与以往千余年传统年代学研究所不同的是，这一工程采取了多学科联合攻关、交叉研究的方法，力求使每一个结论都得到多线索、多角度的支持。
随着这条消息的播发，全世界的目光在骤然投向东方地平线上这座辉煌的文明大厦之时，也以复杂的情感，热切地追索着中国科学界在探寻这座文明大厦的过程中所走过的艰辛而悠长的路。
注释：
[1]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2]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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