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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由孩子班级的老师设计和管理—是跟踪孩子在学校所学科目上进步程度的一种必要方式，并与其他评估方法相结合。
对有代表性的小样本量的学生进行标准化“抽样”
测验，可以作为一个学校或地区的重要统计辅助诊断工具，用以标示趋势和监测整体进展。
但是，一些学科普遍进行强制性的高利害标准化测验，所面向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而且还用最后的数据奖惩学校和老师。
这是一种毫无必要、无效且过时、适得其反又极其昂贵的过程。
在美国，每年花费在标准化测验的钱，可能达到了数百亿美元。
澳大利亚版本的国家测验系统，简称“NAPLAN”
，或国家评估计划—识字和算术，是一系列的年度标准化测验，侧重识字和数学方面的基本学术技能。
据估计，NAPLAN每年的总花费为1亿澳元。
许多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家都质疑这些钱是否花得值。
标准化测验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浪费和能量转移器。
标准化，顾名思义，也与学校中的冒险力、创造力、想象力和创新力相悖，而这些正是教育应该提倡的特质。
标准化过分强调全班直接教学法，而不强调小组学习和自主学习。
它优先以同样的方式教授所有的学生，同时粉碎创造力、个人表达、多样化的才能和想象力。
标准化保证了效率，前提是当教学过程标准化时，它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重复进行。
标准化测验中未列出的课程，就是不必要的课程。
而玩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再是美国学校的常见科目，就像公民学和艺术一样。
学校的标准化和过度测验已经影响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教育政策和实践。
国际学生评估，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球教育改革的讨论。
虽然这些测试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们为国家决策者提供了一些学校科目的基准，并能标记出一些总体趋势，但它们在定义教育成功与否方面比重过大。
学生们一直是失败者，常常被迫接受令人头脑麻木的学校教育。
随着可比照的国际标准化测试加大了政策制定者提高本国分数的压力，儿童教育的关键部分也随之被排挤。
那些悉心钻研教学手段的老师也成了牺牲品。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于2011年发表的一项为期9年的研究发现，针对儿童的国家级大规模标准化测验项目，几乎没有对学习产生任何帮助。
测验结果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值得怀疑，特别是对年龄较小的儿童而言。
例如：幼儿园的学生是不可靠的应试者；三年级以下的孩子的分数变化很大，而且不稳定，要取决于测验发生在一周中的哪一天，因为他们的成绩可以在标准化测试的99分和65分之间任意游走。
蒂恩肯认为，这些测验只是整个系统的监控设备，并不是为了诊断孩子的个人学习情况而设计的，老师所做的评估比标准化测验更能衡量学生的成绩。
他指出：“基于课堂评估的高中GPA（平均成绩点）比SAT（一种广泛使用的大学入学考试）更能预测学生在大学第一年能否顺利度过。”
尽管2015年的联邦《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做出了一些修订，但从三年级开始就对儿童进行普遍的高利害标准化测验，仍然是美国联邦和州公共教育政策的重要基础。
它影响着许多州的政策、资金决策，以及教师的奖惩。
对于一些测试公司来说，这也已经成了一个巨大、有利可图的业务。
“这个测验的本来目的是了解孩子们的表现，”
教育记者约翰·梅罗在2017年表示，“在这个国家，我们通过测验来了解老师的表现，并惩罚他们。”
标准化测验已经成为美国大部分公立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范围覆盖到三年级甚至更小的学生。
老师和孩子们每年要花很多周的时间准备和参加测试。
老师训练孩子们如何对多项选择题作答，并练习策略，让正确答案的数量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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