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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限制了教师进行本土实验，减少替代方法的使用，并限制了学校和课堂承担风险的责任。
其结果是，学校的教学越规范，老师和孩子们就越不愿意冒险，越不愿意创造性地思考。
尽管许多研究人员、儿科医生和教师都普遍赞成通过玩耍来学习，但作为全球最大的“GERM”
受害者，美国正将世界带入一个剥夺儿童玩耍的黑暗教育时代。
事实上，如果你问那些支持GERM的普通美国政治家、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那些自诩的教育改革者，他们认为孩子们需要什么才能更好地学习，他们的答案不外乎这些主题：孩子和学校应该是“数据驱动”
的，不断地对其进行计算机测量和评估；教学应是标准化的；对未达到任何数据目标的儿童和学校应予以教训、惩罚并重新进行测验。
所有4岁、5岁、8岁和12岁的孩子都将做好上学的准备，进入大学，然后开始职业生涯，他们可以获得在世界经济中竞争所必需的技能。
仿佛只有这样，才没有一个孩子会落在后面，确保每个学生都会成功。
美国也可以争得头筹，成为世界第一。
也就是说，仿佛孩子们听了这堆充满了营销话术的没有任何依据的陈词滥调，就能掌握学习精髓了。
GERM是一个融合了自1980年代以来，所有已经失败了的教育改革主张的集大成想法，包括与标准化测验数据相关的惩罚性问责措施。
有证据表明，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使用与GERM有关的政策，来实现其学校制度的重大改进。
世界许多地区的教育政策，已经将重点转移到更多地使用普遍性的标准化测验中，投资于教育技术，寻找更有效的衡量方法，以及向学生提供教学。
有时，这些改革是根据其他国家的解决方案设计的，偶尔也会用国际发展组织的教育方针。
跨国界教育解决方案的转移是如此频繁，以至于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运动。
这项运动的一些成果使学校受益，如对成绩差距和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增加。
但另有一些后果并没有给教师或学生带来好处。
例如：对课程的关注范围缩小，对测验分数的过度依赖，以及学校内玩耍的减少。
使用“全球教育改革运动”
一词来指代这些趋势，最早是在2006年的一篇关于教育改革以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期刊文章中出现的。
最初的想法是受到波士顿学院研究教授安迪·哈格里夫斯的启发，以及他关于“基于标准化的改革”
如何影响20世纪90年代学校教师工作的研究。
当时，“基于标准化的改革”
运动在国际政策制定者中颇为流行。
此后，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深受“GERM”
影响的教育体系中，对儿童进行大规模标准化测验所得出的数据成为教育的全部内容，成为衡量学校、教师和孩子们成败的“标杆”
。
GERM不仅仅是高风险的标准化测验，它还是一种智力和政治范式，是全球化竞争的产物，以不正当的方式体现在政策和实践中。
GERM在不同教育体系中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第一个，或许也是最明显的共同特征，是学校之间在招生方面的竞争加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一个由36个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其内部的许多教育系统都加强了要求学校在其地理区域内与其他学校竞争的机制。
20世纪80年代智利的择校实验、90年代瑞典的教育券制度、美国2000年后的特许学校以及英国最近的中学学院，都说明了市场竞争被认为是改进全系统教育的引擎，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其有效性。
GERM的第二个特点是学校教学的规范化。
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重心从投入转移到产出，导致了“基于标准”
的教育政策的流行，特别是在英语国家和地区。
这些改革最初旨在更加重视学习成果和学校表现，而不是教育的内容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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