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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对自身所受的教育有发言权和影响力，他们就会努力在学校里做到最好。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孩子们的玩耍过程来了解他们是如何学习的，特别是当游戏是无组织的、成年人的干预最小化的时候。
如果我们大人放手让孩子们去做，他们自然而然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玩耍和学习。
问题：芬兰、新加坡、苏格兰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他们觉得孩子在学校里玩没什么，但是在我们这里行不通。
文化是不能改变的，你还不明白吗？
回答：我们是不同的，但也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
全世界的孩子都是孩子，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父母、研究人员、医生和教育工作者都知道孩子需要玩耍。
学校必须考虑到文化现实。
在芬兰看来是好主意，但在美国或新加坡实践起来未必容易或适合。
有趣的是，当看到教育理念是如何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时，我们会注意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对于幼儿教育、课堂教学或学校领导的研究、实践和创新，激励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教育者和决策者。
一些美国的教育模式更是被别的国家所采用，但许多美国的决策者和一些教育工作者不愿或不能更仔细地审视那些更成功的教育体系所倡导的东西。
这显示出的是成人对新事物的学习出现了问题，而不是两国之间的文化鸿沟。
问题：没有测验的话，你如何衡量学校教育的成功与否？
回答：我们支持高质量的测验—由课堂上的教师设计和管理的那种，而不是由远程的、以盈利为目标的第三方公司提供的低质量、标准化测验。
除了教师设计的评估和测验，还有许多其他高敏感度和高准确性的、由教师主导的儿童学习和发展的评估方法，如学习记录、实验室项目、论文、档案袋、成果取样系统、基于绩效的学习任务、项目和小组合作；还可以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向评审团展示学生作品，甚至可以由学生进行自我评估及同伴评估。
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师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评估来帮助孩子们学习和玩耍。
教师的培训和专业发展应得到改善，还应包括对玩耍相关技能的持续性评估。
从学校制度层面来看，学校确实需要一些高质量、低风险、基于样本的进度指标来监测趋势，这只需要对较少的孩子进行测试。
我们不需要对所有孩子进行惩罚性、高风险的标准化测验。
它无助于孩子进行真实的学习，扭曲了教育体验，浪费了数十亿美元，这些钱本可以用于更紧迫的教育类优先事项。
学校的政策应该是“数据知情”
，而不是“数据驱动”
。
教育者及家长的价值观和判断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应该把重点放在不断形成的“学习评估”
上。
衡量学校的成功与否有点儿像检查自己的健康状况，你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你需要和你的医生谈谈，那个医生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经验来理解什么是健康；同样的，学校也需要有不同的方法来衡量他们所做的事情。
学生在语言艺术和数学方面的成就只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健康、幸福、参与度、出勤率、行为，以及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意见是学校成功的其他重要方面。
教师应该对学生的进步状况进行评估，而不是用标准化测验一刀切。
我们很难将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如同情心、好奇心、团队合作、失败中的坚持、学习热情、批判性思维、创业技能、灵活性、表达能力、领导力、高阶思维、自我调节力、问题解决能力、社交和情感能力、想象力、主动性、论文写作能力，还有玩耍—用“大数据”
或数据表衡量。
问题：这出关于玩耍的大戏不就是北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乌托邦嬉皮士派的想法吗？你凭什么认为它能在别的地方起作用呢？
回答：那就不要相信我们说的话。
问问美国儿科学会的67000名医生，他们强烈支持孩子在学校里玩耍，包括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学校；问问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他们都坚定地支持在校内和校外玩耍；问问童年教育者协会吧，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教育工作者联盟，他们认为玩耍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基础。
玩耍并不是中国、新加坡、苏格兰或北欧国家独有的文化怪癖。
它就像苹果派和棒球一样具有美国特色，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是全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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