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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学术压力越来越大的美国儿童教育体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哈佛大学就在几个街区之外—“大学入学准备”
的理念已经被运用到5岁儿童的身上了（也就是“幼儿园准备”
）。
但把这个理念应用到3岁的孩子身上似乎怪异得出奇。
我看了看儿子，他前不久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最近刚学会自己上厕所。
“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我问教学主任。
“我们得确保他的水平适合我们的教学项目，”
主任回答说，“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否能赶上班上其他同学的进度。
我们要保证所有的孩子都做好了准备。”
在我的祖国芬兰及许多其他国家，人们会觉得这种谈话不可理喻，这就像把每个孩子明码标价一样荒谬。
把测量3岁孩子的词汇量，作为学前班入学标准的想法是极其不合适的。
在芬兰，孩子们在六七岁之前主要通过玩耍、游戏、唱歌和对话来学习（美国直到最近才这么做）。
在芬兰，核心问题不是“孩子准备好上学了吗”
，而是“学校是否为每个孩子做好了准备，并将接受每个孩子的差异”
。
我想问我儿子可能会去的学校：“你们准备如何迎接我儿子？因为他也很期待。
你们又将怎样确保他在这里能健康快乐？”
但我没有机会问出口。
与此相反，我蹒跚学步的儿子正站在美国教育体系的大门口，面临着严峻的学术挑战。
这一幕与我在芬兰农村长大的童年学习经历完全不同，我的经历植根于户外和室内玩耍。
7岁时，我在附近的森林和溪流中游**，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和伙伴们一起，不管浑身上下有多脏，也要去探险，爬树，爬山，挖虫子，与大自然交流，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对孩子们来说，玩耍不仅仅是空闲时间的一部分，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小时候，我住在武奥托马基农村的一所校舍里。
我的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当时，为了吸引教师到芬兰偏远地区任教，当地政府在校舍旁为他们盖了房子。
校舍真的很漂亮。
它建于20世纪20年代，是一座白色的木制城堡式的房子，我们也住在那里。
它坐落在芬兰北部那个小村庄最高的山顶上。
因为地方太小，所以村子里没有教堂，只有一所学校，所有人都很看重它，它的存在犹如一座教堂。
校园里到处都是可以攀爬的树木，还有可以爬上爬下的大石头和小山丘。
那是个玩耍的好地方。
当一天结束，学生们离开校园，我便进入空****的教室，扮演老师的角色，假装给想象中的孩子上课。
那感觉真好。
8岁的我在给小学生上课！
我必须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这件事—教室就在我们家客厅和厨房的隔壁，是禁区，所以我不得不偷偷溜进去。
这使得整个“演出”
更加激动人心，因为我正在演一部由我当老师的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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