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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要一回想到它，那些宪兵们的身影，便要浮现出来。
他们始终是穿着马裤的，脚上套着一双黑皮的长统马靴。
有一个时期，我只要一看见那种长统马靴，我的神经就要发生作用，就仿佛有这种马靴在我头上践踏的一样。
但我应该感谢这种马靴，我应该感谢那条死巷，我应该感谢那样位置着可以任人穿堂而过的家，是它们凑积起来，构成了一个机会，让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虽是小规模、而却十分形象化地对我表演着。
这所给予我的反应，是永远不能模棱下去的，它使我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
三
在八月初，我研究《易经》的时候只费了一个星期，接着我又研究起《诗经》和《书经》来了。
这回却费了半个月。
在我把《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写好之后，我便踌躇起来了。
读过我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人，请把关于诗书研究的那一篇的末尾翻出来看看吧。
那儿是这样写着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初稿，十月二十五日改作。”
初稿的写出至改作足足隔了两个整月，这所表示的是什么呢？这表示着在我的研究程序上，起了一个大转变。
首先我对于我所研究的资料开始怀疑起来了。
《易经》果真是殷、周之际的产物吗？在那样的时代，何以便能有辩证式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而且和《诗》《书》中所表现的主要是人格神的支配观念，竟那样不同？《诗经》的时代果真如《毛传》或《朱注》所规拟的那样吗？他们究竟有什么确实的根据？《诗经》不是经过删改的吗？如是经过删改，怎么能够代表它本来的时代？《书经》我虽然知道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别，在今文中，我虽然知道《虞书》《夏书》的不足信，但《商》《周》诸篇，也是经过历代的传抄翻刻而来的，它们已经不是本来面目。
——这同样的理由，对于《易经》和《诗经》也是适用的。
毫厘之差可以致千里之谬，我们纵使可以相信《易》《书》《诗》是先秦典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断言的。
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
材料不真，时代不明，笼统地研究下去，所得的结果，难道还能够正确吗？
再次，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
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
我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而且资料的不正确，还可以影响到方法上的正确。
尽管我根据的公式是确切不移的真理，但我如果把球体的公式拿来算圆面，岂不会弄出相隔天渊的结果来？别人见到这结论的错误，粗率一点的，岂不会怀疑到球体公式的无稽？而这个公式的正确与否，事实上我在我所根据的资料中也还没有得到实证。
那么，我的努力岂不是拿着一个银样蜡枪头在和空气作战吗？
我踌躇了，我因而失掉了当初的一鼓作气的盲动力。
但我也并没有失望，我把我自己的追求，首先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
我想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这样的东西，在科学进步的国家是很容易得到的，但在我们中国，却真是凤毛麟角了。
我在这时回忆到了一九一六年前后。
那时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在学校图书馆的目录里面，曾经看见过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那样的名目。
我虽然不曾取来看过，但我猜想它会是关于古代的东西。
我就凭着这一点线索，有一次（大约就在八月尾和九月初）便往东京上野图书馆去查考。
上野书馆的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但专门书籍却很少。
可我很幸运，就在目录里面却查出了有《殷虚书契前编》，而我便立地借阅了。
一函有布套的四本厚厚的线装书，珂罗版印，相当讲究。
书的内容，除掉书前编著者罗振玉的一篇简略的序文之外，纯粹是一些拓片。
我虽然弄明白了那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而出土地小屯在洹水之南，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知道是殷朝的废墟，所以这些文字便是殷代的遗物了。
但那毫无考释的一些拓片，除掉有些白色的线纹，我也可以断定是文字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
然而资料毕竟是找着了，问题我得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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