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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又赶着写了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便集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这书便是由出版者用我的本名发表的了,于是一时成为哑谜的杜衎又才出现了原形。
我也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书都经由王礼锡的接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前一书出版时把我写的一篇序言丢掉了,后一书一直被积压着,是在抗战期中才出版了的。
但前书的出版,也公然用的是我的本名。
这书曾经遭过禁止,坊间后来把封面改换发行,译者是作为李季。
这种本子我相信,留在世间的一定不很少。
关于《甲骨文字研究》的出版是费了一些周折的。
我从一九二八年的年底开始写作,费了将近一年工夫,勉强把初稿写成之后,我曾经邮寄北平,向燕京大学的教授容庚求教。
我和容庚并无一面之识,还是因为读了王国维的书才知道了他的存在。
王国维为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作序,他提到四位治古文字学的年青学者,一位是唐兰,一位是容庚,一位是柯昌济,一位是商承祚。
我因为敬仰王国维,所以也重视他所称许的这四位年青学者。
商承柞的《殷虚文字类编》我是读过的,他是把《殷虚书契考释》关于文字的一部分稍稍扩大了,而根据说文部首从新编制的,虽然并没有多么大的发明。
但商的住址我是不知道的。
唐、柯二位,不仅住址不知道,连著作也还不曾见过。
容庚,我见过他的《金文编》,那也是依说文部首编制的金文字典,比起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来更加详审,在研究金文上,确曾给予我以很大的帮助。
它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
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职,而且是《燕京学报》的主编者,由每期的学报是容易发现的。
因此,我对于容庚,不仅见过他的著作,而且知道他的住址了。
我就以仿佛年青人那样的憧憬,也仿佛王国维还活着的那样,对于王国维所称许的四学士之一,谨致我的悃忱,而以我的原稿向他求教。
我得感谢容庚在资料上也曾经帮过我一些忙,他曾经把很可宝贵的《殷虚书契前编》和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寄给我使用过。
但他在学问研究上却没有使我得到我所渴望着的那样满足。
——这些情形,我曾经写在《甲骨文字研究附录》《一年以后之自跋》里面,那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
写的文字了。
但在那里面也有不曾写进去的一些经过。
我一面拒绝了别人的好意,一面却在上海方面找寻出版的机会。
我曾经托过友人向商务印书馆交涉,就在这儿我的傲慢却得到了惩罚。
商务的负责人连我的原稿都不想看也铁面拒绝了。
在商务印书馆的人们要拒绝,当然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
像研究甲骨文字那样的书,首先就不能赚钱,而研究者又是我,在他们当时或许会以为我是在发疯吧。
因此也就无须乎客气,还要来看我的什么原稿。
但我的原稿在北平方面曾经看过的人确是很多,有人告诉我,他在钱玄同的书桌上也看见过它。
出门太久了,我怀念起来,几次写信去要回,都没有达到目的,弄得我自己都有点后悔了。
但足足又经过了一年工夫,终竟寄回到我的手里,而原稿的白纸边沿都快要翻成黑纸了。
幸好是用日本半纸写的,纸质坚韧不容易磨灭。
《甲骨文字研究》的原稿在北平旅行的期中,我又写成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下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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