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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有深刻认识，提前投资在重庆郊区沙坪坝购置800余亩土地筹建新校园。
不出张校长所料，抗日战争伊始，日寇飞机就轰炸了天津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撤退到昆明，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
重庆南开继承了天津南开提倡话剧的传统。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张校长的兄弟张蓬春从美国留学归来，就大力提倡校园话剧（当时叫新剧）活动，成立学生剧团，公演世界名剧，影响颇大，在我国话剧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南开也不是什么都好，有它保守的一面，譬如，不但男女分校，而且不准男女同台演出，这就逼出了三届“最佳女演员”
：周恩来、万家宝（曹禺）、黄宗江。
我曾问过宗江学长，此事确否？我可要写进文章里了。
他说，写吧，有了麻烦我可以出庭作证。
我担任团长的“一二一学生剧团”
在校内有过多次演出。
1948年排演大型话剧《雷雨》使我们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除了学校给予物资支持和委派一位老师当导演之外，其他一切事情都由同学们自己来干。
首先，读懂剧本和背诵台词就是十分生动的语文课。
外借数百件服装、道具，要登记、保管、如数送还，丢损的要赔偿，锻炼了许多“小管家”
。
服装、道具并不是很容易借到的呀，一般都是到同学家里去借，从沙坪坝乘公共汽车到重庆市内（当年交通很不方便），借东西要讲礼貌，填写借据，抱回来，不合适的要退换，还要送票，请这些家长来学校看演出。
事情相当繁琐，“小管家”
们干得津津有味，井井有条。
我就有个体会，外出借东西，按照同学提供的住址，七拐八拐，凡是自己找到的地方，下次再去还东西时都能记得；而被人领着去过的地方，往往记不住。
这个体会用在学习上也是如此，比如破解一道数学题，经过自己费心演算求得了正确答案，这方法也就记住了；若是抄了别人的答案，下次还是不会做。
可见学校叫我们自己做演出的各项剧务和筹备工作，也是为了锻炼学生的社交和办事能力。
此外，化妆、提词、音响效果（模拟雷雨声）、舞台调度，都是学生剧团自己承担。
制作绘画布景、灯光，印发门票和维持剧场秩序，则委托“野猿服务队”
完成。
这次演出相当成功，活跃了校园文化生活只是一方面，更大的收获是培养锻炼了学生们的能力，而且是在兴趣盎然的气氛中自觉自愿地得到了锻炼。
还有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我们排演《雷雨》时，国内革命形势大好，人民解放军到处打胜仗，重庆南开校园里的民主气氛高涨，我们乘机提出了男女同台演出的要求。
我代表学生剧团到训导处“谈判”
数次，才明白了校方主要的担心是男女同学在交往中可能发生早恋“丑闻”
。
在我们的坚持下，训导处主任作了妥协，由我立下书面“军令状”
：保证在排练过程中不发生早恋现象。
这才打破了南开学校数十年不准男女同台演出的清规戒律。
1950年，“一二一学生剧团”
又演出了话剧《保尔柯察金》，结果是“保尔”
与“冬妮娅”
真的发生了恋情，后来还结为伉俪。
只是南开的老师已无法追究我的责任了，此时我正在朝鲜战场跟美国兵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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