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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则坚决主张武力倒袁”
。
据吴剑杰主编的《新编纲鉴》称；袁世凯获悉，“对亲信梁士诒、段芝贵等人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
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
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胜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便多让。
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兴兵征伐之！”
梁担心话说得太刺激，建议以某某“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
。
袁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自此，在帝制崩溃后不到一年半载，新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制度，就在宋教仁这一党案下，名存实亡了。
于是，南北战火重燃。
之后共产党成立，历史正像我们所熟知的——“共和亡于共产”
——验证了郑孝胥这一谶语。
而孙中山也乐于这么做。
他在1924年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自广州成功地召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会议之后，便标志着国民革命进入到旷日持久的阶段，直到由毛泽东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在他收拾残局之后，终于把“人民”
二字，放进了国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
虽然把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民主”
更换为“人民”
，但这正是意味着“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
同时，也昭告着这是人民的共和国，是继辛亥革命肇造的第二共和国。
因为第一共和国，它实际上是由“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
辛亥革命，如毛泽东所说：“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
把皇帝赶跑了，这是胜利。
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是失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
但是，赶走皇帝，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从1912年2月7日至3月8日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则是法律的形式，正式宣告了清朝帝制崩溃。
这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颠覆了家天下的统治制度，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并且规定了国民有权利使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等自由。
这就说明辛亥革命看似推翻的是满清的统治，可是它却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由于帝制的崩溃，故任何以帝制自为制者，如袁世凯欲称帝实行专制，都只能是闹剧、悲剧。
如袁曾要熊希龄、梁启超组建“名流内阁”
，熊出任总理，梁出任司法部部长，但当熊、梁知道袁的帝制作为后，也都挂印而去。
当杨度向梁指出共和国的缺陷，并要他帮助改变国体实施帝制时，梁启超指出：
“帝制将受到来自国际与国内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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