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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梁生怕礼义廉耻被洗劫一空(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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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

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字公度,别号入境庐主人,举人出身;历任驻日本公使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公使馆二等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遭弹劾,被扣留上海洋务局,清政府允其回乡闲居;他还是著名诗人,著有《入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

黄是位被誉为“器识远大,办事精细”

的进步人士,他在致梁启超的信中称其宣传立宪事业是:“茫茫后路,耿耿寸衷。

忍泪吞声,郁郁谁语。

而何意公之新民说遂于吾前也……我公努力努力,四万万人之所托命也。

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速矣。”

郭沫若在其《少年时代》称:

梁任公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

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残垒作战。

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是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二十岁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梁启超由民权的启蒙,转向君主宪政的启蒙,固然功不可没。

但康梁他们与孙黄他们之间的斗争成败胜负,有目共睹。

当初《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结果是,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占了上风,为推翻帝制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开辟了战斗的方向。

而梁启超代表的改良派则深深地阻碍、并拖延了民主共和国的到来,而且严重地影响到今后民主共和的再创。

这却是作为黄遵宪与郭沫若所未能洞悉的,他们和所有崇拜梁启超的人一样,只看到了他的文字的魅力及其不切实际的思想启蒙的一面。

而梁启超自己与康有为,直至改良的屡次失败,仍然做着没落政府的立宪美梦,没有放弃过他们对革命党人的鄙视。

诚然,革命党人采取暗杀官员的恐怖手段,也不足取。

人类要民主的进步,总是要让文明来落脚才算是光明进步的事业。

单凭刺杀几个反动官吏,不但推翻不了反动统治,动摇不了它的社会基础,相反会把人们引向无秩序的无政府主义方向去,这对建立未来的新社会——中华民国,并无好处,从以后发生的陶成章被杀案、宋教仁被杀案等,都有历史上的前因。

而且,就改良派来说,他们也有不光明正大的一面,当初在改革受阻时,改良派居然也有图谋“围园杀后”

故事,而这事本身也就有悖“礼义廉耻”

,因而自食苦果。

导致残酷的报应。

康、梁的创伤与孙中山不一样,孙中山是腹背受敌,被同志误解,被政敌中伤。

这两位广东老乡在东京受到不同的打击。

但,都能走出去,重振雄风。

孙几乎放弃《民报》,另辟蹊径,实行武装起义的宣传;梁则放弃《新民丛报》转向呼吁宪政的“政闻社”

,尽管他在日本遭到来自革命党张继他们的围攻,仍然坚持他的反革命信念。

他的“政闻社”

的影响迅速发展,在国内其他地方,许多立宪派的学生仿效政闻社在各省地组织了不少团体,他设任上海的机关刊物《政论》月刊发行量很大,超过任何刊物。

政闻社,在为国内的立宪运动推波助澜。

宪政的**随之而来,且跌宕起伏,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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