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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
故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可见，是清朝高官，已先“国耻”
存在：虚伪凌乱，浇薄残忍，冷酷自私，贪婪放浪，义利不分，怯懦苟且，消沉堕落。
如上面提到的“丁未政潮”
，显然没了“礼义廉耻”
。
清政府高官厚禄尚且如此，更不必谈一般官员了。
但是，政府官员的腐败，并不足于逼使仁人志士起来革命，不过也是辛亥前后的革命理由之一。
当《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较量竟令保皇党人都哀怜兮兮，仍不足以令朝廷反思改弦更张时，革命是自然的。
就在“杨翠喜案”
或叫“丁未政潮”
发生后相隔四个月的9月4日，袁世凯入阁拜相，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任外务部尚书职位，进入清朝的最高权力中枢。
同时入阁拜相的，是地方实力派湖广总督张之洞。
也就在这一年，慈禧批准了张之洞的建议：满、汉平等，用人不分畛域，以化解排满革命情绪。
这也正是在消除梁启超所谓“满、汉间仇恨日深”
的忧虑。
然而，这个“革命情绪”
，以及改良派的“忧虑”
，是否能化解？能消除呢？
显然不能的。
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革命党人大多在二十多岁，谈不上仇恨。
如因广州起义（也称黄花岗起义）而牺牲的同盟会员林觉民，时年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
据统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
像林觉民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林文是东京《民报》经理。
他们这些年轻人与慈禧政府有什么仇恨呢？没有。
他们生前并没有像孙中山，或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是遭到政府通缉的，因此是谈得上结怨成仇的。
那么，作为“一张白纸”
的他们，为什么要与朝廷作对？要去作出牺牲呢？那是因为，他们要的是“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义无反顾。
砸碎暴政的锁链，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国，这就是他们牺牲的初衷。”
（语见傅国涌文：《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拿孟子的话说，他们实际上就是“舍生取义”
的了。
他们要唾弃没了“礼义廉耻”
的社会，他们要重新建造一个“重礼、尚义、明廉、知耻”
的共和国。
也许，他们当中有许多年少的革命党人并没有那么想，但至少有一个领袖是这么想的——孙中山，他在《民族主义》演讲词中说：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信义，其次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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