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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革命尚未成功、政治博弈斗争阶段，是没有中间形态可走的；虽然有所往来交流，却是不可苟合的。
这种非中庸的政治形态，彼此泾渭分明，只是不为清政府所理喻罢了。
如果谋求革命共和的人也作如是想，只能是处于无作为政治状态，甚至将把自家的阵营灭失殆尽，而成就改良立宪的欲望，这样的糊涂政治，孙中山、黄兴等当然不会作如是观。
他们首先要在理论上斗垮改良派。
例如当梁启超举起白旗的时候，孙中山也不允许。
尚明轩在《孙中山传》中写道：
（孙中山）对1907年1月梁启超托人找宋教仁疏通，提出《民报》与《新民丛报》双方“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
的求和要求，坚决反对，不同意章炳麒“可以许其调和”
的错误主张，坚持把论战进行到底，及时制止了同盟会内部的妥协倾向。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见彼此之间的持续斗争，该书接着说：
（1907年）三月初，孙中山被日本政府迫令出境，转赴南洋活动。
次年十月，《民报》又被日本政府无理封禁。
于是，革命派和保皇会的重要骨干陆续南移，南洋成了两派激烈争夺的地盘。
1908年夏季以后，新加坡保皇会利用同盟会在军事上遭到严重挫折之机，通过《南洋总汇报》加紧了对革命党人的攻击，两派的论战日趋激烈。
孙中山亲自领导了这一批判改良派的斗争，他提出以“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
的指导方针，先后组织了同盟会骨干黄兴、胡汉民、田桐、林时填、汪精卫等重要骨干到新加坡与保皇派论战。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民报》与《新民丛报》的交锋对比，更可以想见联盟的虚幻性。
1906年4月28日，《民报》发行了“第三号外”
，号外题为《（民报）与辩驳之纲领》，将双方大辩论的纲领逐条列出，彼我之间的不同思想大白于天下：
《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民报》望国民之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
《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民报》以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虏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傲；
《新民丛报》以为惩儆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刺客以为事；
《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
《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由上列可知，清政府所谓“探得孙、梁联盟闹事”
，是想当然，子虚乌有，不过杞人之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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