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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自发生风波之后，逐渐倾向于讲国粹，说佛理。
这给梁启超一个自以为是的错觉：改良与立宪没有敌手了。
梁启超显然是高兴太早了。
同盟会只不过是在分化、淘汰、沉淀、突破的过程。
中坚骨干的革命斗士大有人在。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实际上已由理论为主转为以行动为主。
如发生在1906年12月，同盟会组织萍、浏、醴起义，单萍乡矿工就有数千人参加；1907年6月，同盟会成员邓子瑜等组织惠州七月湖起义，旋失败；7月，同盟会成员秋瑾回国响应徐锡麟谋划浙江绍兴起义；8月，由同盟会会员张伯祥、焦达峰与日知会成员孙武另组建共进会，离开日本回到国内谋划长江流域的起义；12月，孙中山与黄兴联手策划的起义在镇南关爆发，历时七天失败。
而在日本的革命派（主要是留学生），当《民报》与《新民丛报》笔战正酣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故事。
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的留日学生在宿舍里展开了争论。
大多数人都赞成革命，只有一位叫周先登（字克群）的学生拥护立宪。
周原本是“新学”
的热心举人，他参加了中国最后一次科举会试，虽没考上，但和其他举人进士一样，被政府送往日本留学。
从此，“他的思想就渐渐地走向反动，一味崇释康梁的改良主义而反对革命了”
。
在学生当中，大家称他为“可勒哇先生”
（周说话时有“这个”
“这个”
的语病，被人用日语称为“可勒哇”
先生）。
这次争论，他理屈词穷，但又不认输，还是在那里这个这个地纠缠不已。
刘回子（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他击去，顿时满屋尘土飞扬，真像战场一样，周先登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这刘回子是四川成都一个回民，原在汉阳兵工厂做技工，是由张之洞派到日本去学习的。
其人身材魁梧，性情质朴，虽说话粗鲁，不如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却主张正义。
刘的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博得一致好评。
（吴玉章《辛亥革命》）
从周先登的事件上来看，并不是孤立的。
它反映了革命与改良是水火不容的。
走改良立宪与走革命共和的两条阵线，其尖锐斗争已露端倪。
幻想与改良派纠结在一起，只会给革命党带来重创乃至停滞不前。
如辛亥革命后，改良立宪派看大势已去，便倒向革命，结果革命共和派的果实最后被立宪派保皇派篡夺，帝制又卷土回来了，虽然梁启超那时已经觉醒了，但他仍然是孙中山的反对者。
不同政见的合作、联盟，是虚幻的。
历史已证明了这一古训：“道不同，不相与谋。”
故孙中山只能与黄兴谋，正如梁启超只能与康有为谋。
例如1906年冬，孙中山与黄兴，还有章“疯子”
等，就一起谋制同盟会的《革命方略》，而康有为则与梁启超则在次年一起谋制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
可见，他们之间的思路谋划，界线明朗，互相反对。
不可统战，不可合作，一统合则为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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