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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记载：孔子在本乡的同僚间，实实在在，特别诚实，而且还谦逊恭顺，就像一个不善言谈的人。
在宗庙、朝廷上，却明白善辩；同下大夫说话的时候，刚毅而朴直；同上大夫说话的时候，和颜悦色，直言不讳。
这是圣人的作为，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是很有益的教诲。
古人认为竭尽自己的力量叫做忠，诚实相待叫做信，厚道严肃叫做笃，始终如一叫做敬。
子张向孔子请教为人处世的准则时，孔子回答他说：人一旦开口说话，就要忠诚老实，这样才不会有偏颇夸大、随口胡说的言词了；行为处事必须忠厚严肃、谦恭，这样就不会有放纵邪恶、胡乱行事的行为了。
如果能这样做，即使到了最远的地方照样行得通；如果不能够这样做，即使是在最近的地方也行不通。
《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到周朝观礼，进了后稷的庙，见有三尊金铸人像，几次闭口不说话，而是在金人像背后题字：“这是古时说话小心的人，要以他为戒啊!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就会有更多过失；不要多找事，多找事就多祸害。
不要说没什么危害，那是很大的灾祸。”
最大的灾祸莫过于说话太多。
看看下面的例子，你就不难理解先哲们对言辞要忍耐的论述。
唐朝功臣刘文静也是因为爱发牢骚而丢了性命。
刘文静是李世民起兵反隋时的主谋，在后来进军长安时，又立了大功，说他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元勋，那是当之无愧的。
裴寂是经刘文静的介绍才得以认识李世民的，他在起兵的过程中虽然也起过某些作用，但他更主要的是善于讨好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同李渊酒肉不分家，并且将归自己管辖的隋炀帝的宫女私自送给李渊，是李渊的一个酒肉知己。
李渊称帝以后，对裴寂的宠爱异乎寻常，授他以右丞相之职，每次上朝时，必令他同登御座。
退朝之后，又相携入宫，对他的话言听计从，赏赐无度。
而刘文静呢，则不像裴寂那样受宠，官职只达到尚书这一级，比裴寂低了许多，不免感到不公，因此在朝上议事时，故意同裴寂唱反调，两个人因此有了隔阂。
一次在家人集宴时，刘文静以刀击柱，发誓道：“我一定要杀掉裴寂!”
这些话被他一个失宠的小妾上告朝廷，朝廷在审问时，刘文静如实相告：“当初起兵时，我与裴寂的地位相同；如今裴寂被授以丞相的高官，赐以甲等的住宅，而我的赏赐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每次出兵打仗，家中老小都无可托付，的确怀有不满之心，酒醉时说些过了头的话也是可能的!”
李渊据此斥责刘文静谋反。
许多元老重臣一致不同意，李世民更是据理力争，指出首先策划起兵反隋的是刘文静，裴寂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现在天下平定了，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发些牢骚，也是人之常情，没有必死之罪。
可李渊对刘文静一直比较疏远，对他的政治能力也不大放心，裴寂看出了这一点，乘机进谗说：“刘文静的才智谋略的确是当代之冠，无奈他已经有了反心，如今天下还不太平，若是赦免了他，必有后患。”
这话正好击中了李渊的心病，就这样，刘文静被杀掉了，临刑时，他叹息道：“飞鸟尽，良弓藏，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呀!”
裴寂和刘文静之争，其实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争的一种折射。
李渊对他这个功盖天下的儿子的态度十分矛盾，没有李世民，他根本当不了皇帝；有了李世民，他又觉得自己的帝位受了威胁。
出于政治上稳定的考虑，也出于父子之情，他不好对李世民下毒手，作为李世民主要谋士的刘文静便做了替死鬼。
裴寂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只顾迎合老皇帝李渊，却忽视了代表着未来的李世民。
果然李世民一即位，便宣布裴寂有四大必死之罪，将他赶出了朝廷。
富有智慧的人都是善于克制自己的，他们说话做事谨慎小心，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怕梦话泄露内心的隐秘。
舌头如同一头笼中野兽，如果不小心让它溜出来，就很难让它重新回到笼子里去。
语言是心灵的信使，聪明人可以根据言词来判断和品评他人，以便决定如何与之相处和合作；而别有用心的人则会通过你的话语来探测你内心的秘密，听出一些弦外之音，加以居心叵测地利用。
让人无奈的是，往往在最需要谨慎的时候，我们却会出现信口雌黄的现象。
在社会生活中，那些最需要谨言慎行的位置上，安排的往往是些口无遮拦的人。
老子所说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当讷于言而敏于行”
意思是相近的，可见古代的修身处世大师们都告诫人们要限制自己的语言。
应该说，他们的教诲是非常正确和到位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舌头惹出的风波太多了。
不负责任的背后瞎说，毫无根据的怀疑猜测，不经调查的轻信乱传，东拉西扯的闲言杂语，都会给许多人造成痛苦和烦恼，给人世间增添许多是非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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