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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是褒义的说法,而贬义的评价则是“超前”
的,不断成为涉性问题社会论证的焦点。
我在其中提到了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与性有关的法律有两大类,一类涉及有受害人的行为,另一类行为根本没有受害人。
即使前一类法律也不是全无问题的,而后一类法律更是问题多多。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推动我国涉性法律的改善,我甚至想用后现代理论最忌讳的一个词——进步——来说明我的目标。
因为虽然文化相对论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习俗、规范和法律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所引用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不能不让我们感慨,我们有些法律和规范实在是太过原始,太过野蛮,太过落后。
用我后来常常用的一个比喻来说,它们已经是一些活着的恐龙了。
对它们的批判和改变甚至已经不再属于“相对合理”
的范畴,而是属于“绝对进步”
的范畴了。
2000年:《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
《酷儿理论》一书是我的一部译文集。
其中所有的篇章都是我199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参加性别问题研讨班期间搜集到的。
在这个研讨班上,我有幸会见了文章被收入书中的几位作者,如葛尔·罗宾和朱迪斯·巴特勒,亲耳聆听了她们的高论。
我还利用有限的逗留时间,跑到罗宾的班里去听过课。
记得她在课上放了一段旧金山女同性恋酒吧的录像带——她的课是关于女同性恋的研究。
她对虐恋的研究也很有名,她曾经的一位女友帕特·柯丽菲亚是虐恋的活跃分子和著名作家。
我们在业余时间跑去旧金山,住在丽莎·罗芙的家里,晚上借来虐恋的录像带观赏。
丽莎安排我与虐恋的活跃分子见面,他们带我去参观了旧金山最著名的虐恋用品专卖店。
我们还在咖啡馆里见到非常成功的易装(男变女)演员。
我至今还记得罗宾对我们讲述在西方女性主义者当中发生的“性论战”
的情景。
那个研讨班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而这本译文集就是我对那个研讨班的一个记忆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那些在性和性别领域的越轨分子(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虐恋者等)开始自称为“酷儿”
,“酷儿理论”
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关于他们自己及其越轨行为的理论。
2001年:《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
《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是通过对北京一个大家庭(六代百余人源自同一位祖先)的研究资料写作而成的。
书里描述了这个典型的中国家庭的人际关系及其模式变迁。
由于这项研究采用的是深入访谈的方法,当然就得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对于费孝通所说的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
的教诲,我始终念念不忘,并且引以为研究的真谛和乐趣之所在。
在这本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我的合作者郑宏霞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她既是这项研究得以顺利完成的研究线索“引导人”
,又是文中部分篇章的写作者。
2001年:《福柯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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