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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波竟然能够忍心离去，实在令人痛惜。
我想，唯一可以告慰他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这一切。
1998年：《虐恋亚文化》
“虐恋”
是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半年（原定一年，因小波去世而中断研究提前回国）期间搜集资料的一个主要题目。
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不否认，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我非常享受。
如果我不喜欢这种特别有趣的性活动及其所表达的观点和审美，我也不会选择这个题目。
我常常感到，所谓性感，所有人类的性感觉，在虐恋中都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它是一般人们的性感觉的夸张的表达，是性感的极致。
神经稍微脆弱一点的人会受不了它，精神不够纯粹的人也领略不到其中的妙处。
如今，虐恋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为人所知。
在遍布全国的情趣商店中，虐恋用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虽然其中有虐恋需要的“行头”
比其他形式的性活动要多这一原因，但从虐恋工具的畅销，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对它的钟爱。
不同的社会学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人口中有5%~30%的人有过虐恋实践；有10%~49%的人有过虐恋想象。
由此可见，即使虐恋的确是少数人的爱好，那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少数。
后来，我写了一本虐恋小说，是短篇小说集。
我的小说带有论文味道，因为我在文学上除了欣赏和酷爱之外，没有什么抱负。
我宁愿把这本小说集当作我的虐恋研究的小说形式的图解来看，说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过小说让大家知道虐恋是怎么一回事，喜欢虐恋游戏的是怎样一群人。
当然，如果人们能从我的虐恋小说中看到一点点美，得到社会学研究知识之外的审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1999年：《婚姻法修改论争》
这一年我主编了《婚姻法修改论争》一书。
这书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它对我国修改婚姻法的过程有一定的影响，也是这一过程中各种观点激烈争辩的一个记录。
婚姻法与其他小法不同的是，它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有关。
所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想发言、出声，各种观点的论争十分尖锐、刺激。
我在其中也写了一篇。
那一年，我们一些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还被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请去开座谈会。
在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同性婚姻问题。
当然，这个提法不仅在中国过于超前，在全世界也是比较靠前的。
虽然当时已经有几个国家批准了同性婚姻，但是同性婚姻的声势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1999年：《性的问题》
《性的问题》一书是我在性的问题上的一些思考的结晶。
其中被人们了解较多的当属对我国现行涉性法律的思考和批判。
原因是我在一些讲座中把这个问题单独作为一个题目讲过，在评论时事的文章中也使用过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例如**品问题、卖**问题、聚众**问题、自愿年龄线问题，等等。
而我在1999年出版的这本专著中的一些观点，直到十几年之后，仍然被认为是“前卫”
和“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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