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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也是肃然起敬，很失落地走开了。
考大学时写作文写的就是农村生活，这跟我平常坚持写农村生活笔记有关。
当然，心里也隐隐有个文学的梦，记录插队生活有采风的感觉，可惜这个梦就像我爸爸有一次所说：每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都是一个文学青年。
我爸爸当年在抗大时还写过歌词呢，是郑律成谱的曲，被人们广为传唱，可他最终还是改了行。
文学永远是我理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
我的理想只能由王小波来实现了。
王小波之所以能成为我的选择，部分原因就藏在我的文学之梦中。
1974年：山西大学
我上大学的经历也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上学经历了。
说它奇怪，一个是指进学校的方式，另一个是指在学校学习的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试图进大学是在1973年，那年我没进去。
当时我已经作为只上了一年中学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过了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年和山西农村一年的重体力劳动。
那年我二十一岁，正在山西沁县插队。
那里是我父亲的老家，他去太原师范读书前就在那里。
记得我在坐长途汽车去沁县的路上，看着那蜿蜒曲折的盘山路，心里曾暗暗地想：当年爸爸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去太原，去延安，后来就到北京去了。
想到这里，一个小小少年走出大山的身影使我隐隐地有些感动。
他当年是怎么去的呢？一定是走着去的。
因为他们家里穷，恐怕出不起车费的。
我们那年上大学还是考了试的，记得为了应付考试，我请二姐帮我恶补数理化，因为我只上完初一，虽然是在当时北京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有当时中学最好的师资，但是我就连物理化学都没学过。
我姐姐小时候参加北京数学竞赛获过奖，曾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讲过话。
后来她以上清华都绰绰有余的高分进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一心要献身国防工业。
让她给我讲中学数理化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
她解答起我的问题来深入浅出，玲珑剔透，让我着迷得不行，觉得数理化简直美得像诗。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在启蒙阶段，老师的水平至关重要，你要是能碰上我姐姐这样的老师，你准保会对最枯燥的数理化都如痴如狂。
可惜我并没有学理科。
那年山西大学的老师去沁县招生，老师看了我平时读书时候的厚厚的几本笔记，看样子就有心要我。
后来怎么没要我呢？我猜有句话得罪了他。
他是外语系的，问我想不想学外语，我傻乎乎地说了一句实话：外语只能做工具吧。
这话是只可以在心里想，不可以说出来的。
可是谁让我那时候岁数小、阅历浅呢。
后来山西大学就没要我。
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我学乖了，不敢再挑剔专业了，结果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我说进大学的途径奇怪，是指我们那会儿都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
老乡见我干活肯卖力气才推荐我。
当然还要有关系——沁县是我爸的老家，哪能没点儿关系呢。
最奇怪的还是我们虽然参加了考试，但是考试分数却没派上用场——那年正好闹“张铁生事件”
，白卷最时髦，所以考得好坏就毫无意义了。
早知道赶上这么一出，我就不必让姐姐给我恶补中学课程了。
二十二岁那年，我上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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