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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急就有英语脱口而出，就觉得中文救不了急，后面还说了些什么，我只能听得七零八落。
有一些路人停下来吃惊地看着我们，一个警察也抱着双臂严阵以待，使她终于意识到这是在大街上，于是突然打住，一边擦泪一边钻出了人群。
我呼呼喘了一阵粗气，也走了。
我不会吃她的三明治，那个午餐盒就在她的汽车里。
我也不会坐她的汽车，跑到路口去碰运气，总算拦下了一辆货柜车。
开车的黑哥们热情地捎了我一程，还操练着他唯一知道的中文：“毛泽东！
毛泽东！”
然后一个劲问我要不要毒品：“smoke?”
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接她的电话，听到电话录音机里她的声音，听到她们夫妇邀我去烧烤，去看画展，也不回答。
直到我离开这个城市那天，才在机场见到她拉长着的一张脸——据说大头又到外地画剧场布景去了。
她拿出一个手表式血压计和两瓶le，往我的旅行箱里塞，是我一直要给母亲买的，总是没找到我要的牌子，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的，是从哪里知道我还没有买到。
看见我的箱里乱七八糟，她不由分说把箱子拎到一边去，把所有东西翻出来，重新整理一遍，使箱内立刻浅了一截，两个纸袋里的东西也全都合并进去了。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默不吭声。
她告诉我到了汉城以后如何找汽车，如何找旅馆，如何联系她的一些朋友，像一位母亲要送孩子出行。
“给我来电话吧。”
我终于向她伸出了和解的手。
她啪地一下打掉这只手：“不给你这个毒人打。”
她转身而去，再也没有回头。
这就是我在美国一次夭折了的革命。
因为这段经历，我和苏珊?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用“革命”
这个词，好像一道没有愈合的伤口，得小心避开。
暗语六：错误
我前面说过，鲁少爷曾把儿子过继给一户周姓人家，几年后又去要了回来，赖掉了过继时的承诺。
这个周家白养了孩子几年，也不要补偿，是一户好心人。
周家的男人叫家瑞，也是我的一位同学，这些年混得不太好，在单位上被解聘待岗。
但他是一个老党员，碰到党员开会还得去。
他喜欢开会，珍惜自己开会的权利，总是乐滋滋地来到会场，捧着一个自带的大保温杯，满满泡上色深如酱的浓茶，又颇繁地给熟人们敬烟，连新来的勤杂工也受到他的款待。
他听领导传达什么精神时无精打采，一见讨论时间到了，就睁开了眼，抢着第一个发言，而且一发言就咳嗽三声，提上丹田之气，照例从猴子变人说起，展开他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谈改革开放中的否定之否定，谈列宁、斯大林一类领袖人物的功与过，顺便对某些时下的荒谬观点给予批驳，说那些观点一派胡言正在搞乱全国人民的思想。
只是他提到的文章总是很陌生，不知道他是从哪些媒体上读来的。
有一次他说明了来处，是《农村百业信息》。
他发言时间总是太长，话题又总是太大和太远，让领导和同事们有点着急。
有次他上厕所去了，领导大喜，说趁家瑞不在，你们有话就快说，不然就没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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