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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初有一种病态的悲悯情结，甚至到了认为每一个已婚妇女都是被色鬼囚禁的天使的地步。
他无时无刻不在为过度劳累的职员、工资太低的农场工人、失足妇女、罪犯、妓女、动物的苦难义愤填膺地浑身发颤。
在他早期作品（《有产业的人》《正义》）中，他眼中的世界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压迫者高高在上，如同巨大的石雕偶像，哪怕全世界的力量也无法推翻。
但你就那么肯定他真想把它推翻吗？相反，在他与不可撼动的暴政斗争之时，他的支柱就是意识到这不可撼动。
当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他所认知的世界秩序开始坍塌时，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原本决心要做受压迫者的领头人，反抗暴政与不公的他，最终却宣扬要解决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经济难题，就要像赶牛一样把他们赶到殖民地去。
他要是再活十年，很可能就要发展成绅士版的法西斯了。
这是感性主义者必然的命运。
只要稍稍遭遇现实，他们所有的观点就会全盘改换，站到自己的对立面去。
所有的“进步”
观念都弥漫着同样愚驽而幼稚的虚伪，就以帝国主义的问题为例。
每一个左翼“知识分子”
自然都是反帝国主义者。
他号称超脱于帝国纷扰之外，如此自然而然又自以为是，一如他号称超脱于阶级纷扰之外一样。
就连没有明确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
也假装对此抱以笑话似的疏离姿态。
拿大英帝国打趣太过容易。
《白人的义务》、《不列颠万岁》、吉卜林的小说、讨厌的驻印英国人——谁提到这些事情不是带着一声嘲笑？有没有哪个文化人一辈子一次也没取笑过那个说如果英国人离开了印度，白沙瓦和德里之间（或者随便哪里）就不会剩下一个卢比和一个处女的印度陆军士官长？这就是典型的左翼人士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这是一种彻底的软弱又没骨气的态度。
因为说到底，唯一重要的问题是：你是想让大英帝国团结一体还是想让它分崩离析？而在内心深处，没有哪个英格兰人，尤其没有哪个打趣英国驻印上校的人，想让它分崩离析。
因为，且不说其他，光是我们在英格兰享受的高标准生活就有赖于我们牢牢抓住帝国，特别是印度、非洲等热带地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让英格兰的生活相对舒适，一百万印度人必须生活在饿死的边缘——这是一桩罪恶，但每当你跨进一辆出租车或吃一盘奶油草莓时，你都在默许此事。
否则，就要推翻帝国，让英格兰变成一个寒冷又无足轻重的小岛，我们全都不得不在岛上辛苦工作，主要靠鲱鱼和土豆过活。
这是任何左翼人士都最不想要的。
但左翼人士依旧认为，他对帝国主义不负有道德责任。
他非常乐意坐享帝国的成果，然后靠嘲笑使帝国团结一体的人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明白了这点，就开始明白大多数人对于阶级问题的态度是多么不切实际。
如果仅仅是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每一个正义之士都无异议。
例如，拿煤矿工人来说。
每个人，不算傻瓜和恶棍，都愿意看到矿工过得更好。
例如，如果矿工能乘坐着舒适的有轨电车，而不是手脚并用地爬到煤壁上，如果他可以上三个小时而不是七个半小时的班，如果他可以住有五间卧室一间浴室的体面房子，领一星期十英镑的工资——太棒了！
而且，凡是动脑子的人都十分清楚，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世上有，至少可能有无穷的财富，只要尽可能开发，我们全都能生活得像王公贵族，假设我们想这么做的话。
而非常肤浅地看，从社会层面来说这个问题也一样简单。
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几乎每个人都想消除阶级之分。
显然，现代英格兰人与人之间这种长期的不和谐，是受罪，是诅咒，是麻烦。
因此，人们禁不住像童子军团长一样善意地疾呼：“别叫我‘先生’了，伙计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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