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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租约使得社会高度流动。
一些人实际上世世代代耕种着同一片土地，但几个世纪以来，高地的佃农租地周转率却像低地一样高。
大多数农民租地都是随心所欲的（或心血**），因此，即便在17世纪，几乎都没有持续性的镇区或“乡镇”
。
土地所有者一般会顾及农民的利益，同时也维持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庞大的“被庇护基础”
。
最初，他们通过重新分配劳动力供给来对应18世纪的人口增长、经济转型，以及他们自己不断变化的优先权，因为他们的权利能够让他们那样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人口拥挤、经济边缘的渔村或工业上缺乏持久力的工业企业（像从海边收割海藻充当肥料这样的企业）中采取整体驱逐或殖民行为。
后来，他们尝试移民计划。
人口减少不是故事的全部。
良性的地主政策和渔业的充分就业让刘易斯岛的人口在1841—1901年间从17000增长到29000。
尽管如此，苏格兰高地作为一个整体，在18、19世纪人口逐渐减少，给低地和海外移民造成了一种长久的怨愤，高地的这一现象并没有在低地出现，这就加剧了地区间深刻的历史差异。
19世纪，高地经历了欧洲其他地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曾有过的社会剧变。
当今，90%的苏格兰人居住在低地，大多数人住在核心地带的城镇和城市。
苏格兰拥有不列颠三分之一的陆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高地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只有23人（格拉斯哥是8550人）。
西北地区的大片土地荒无人烟，无人居住，除了鹿，连大型动物都没有。
然而，1755年，苏格兰一半人口都生活在北部和西部，显然，这里有充足的资源维持大量的人口吃喝、打斗和馈赠。
自17世纪起，将牲畜从高地和群岛赶到低地以养活低地人（后来甚至还有英格兰城镇）成为一项大生意。
历史上人口缩减的程度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1841年，天空岛养活23000人，一个世纪后是10000人。
更极端的是泰里岛，目前除了冲浪季节，其人口只有700人，而在1831年，这里可是有5000多人。
对苏格兰移民的传统理解集中在被剥夺的高地人上，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见第六章）。
高地的形象在现代概念化的苏格兰历史中也扮演着一种极不相称的角色。
现实还是那么复杂多变。
实际上，将高地生活的物质方面（石楠和蓟花、风笛和格子裙）与苏格兰象征这二者联系起来，是18世纪浪漫主义复兴时期伦敦人的发明，19世纪一二十年代，伟大的托利党人和君主制主义者、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掀起的那场耀眼夺目的公共关系运动巩固了这一联系，而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则将其制度化。
司各特的小说早已播下了种子。
当时，他意识到新国王乔治四世（1820—1830年在位）需要一番改头换面，他还规划了1822年乔治四世对爱丁堡的造访（自1651年查理二世加冕后这是头一遭）。
从一个层面上讲，司各特1822年的作品是极其愚蠢的，那位胖到超重的国王被套进虚假的高地礼服，向“苏格兰的宗族和酋长”
致敬，而他的祖先却曾试图削去那些人的势力；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这个作品又是极其精明的，它宣扬了一个新的苏格兰形象，即它在联合中的政治从属地位是平行的，并为汉诺威人奠定了一种统一的民族认同感。
司各特帮助普及了苏格兰人等同于高地人的浪漫形象。
他的道具之一便是花格子，另一个道具便是短褶裙，这种裙子是18世纪20年代一个英格兰人发明的：高地人传统上穿戴一件被称为“毛呢长披肩”
的花格子布，这块格子布垂在臀部以下，或者像裤子一样收拢起来。
通过巧妙地营销其与名字或氏族的联系——甚至是低地的名字或氏族——花格子作为一个民族象征成为苏格兰-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并获得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这种捏造的詹姆斯主义或盖尔主义，仍然成为不列颠人的一部分。
从1842年开始，维多利亚女王就特别喜欢高地，自此，她为王室塑造了一种多元的、“苏格兰化的”
形象。
1848年，女王买下了阿伯丁郡的巴尔莫勒尔地产，从此，它就成为温莎王室的度假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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