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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留安息日的倡议实际上源于11世纪。
即便在宗教改革之后，面对官方的反对，民间的狂欢仍然在继续。
像珀斯这种加尔文教重镇的面包师们还是继续庆祝他们的守护神圣日；耶鲁节（完全是一个异教节日）仍然举行了好几个星期的狂欢；传统的五旬节（May）和仲夏宴会一直持续到17世纪20年代。
当时，教会的长老们宽容这些活动，以换取罚款，此举非常有效，这相当于为了穷人利益而征收娱乐税。
简朴的加尔文葬礼仪式也因传统风俗而有所缓和。
总之，宗教改革并没有创造一片阴沉（呆板）的土地，而是让各个方面的民间节日融入加尔文教的情感，以追求信仰、戒律和秩序的改进。
实际上，和早期基督教一样，加尔文教的成功取决于向既有形式和信仰妥协，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多样化的新教文化，包括节令性仪式、宗教仪式、服装、节日和歌曲。
加尔文主义的胜利也有比较黑暗的一面，苏格兰教会的建立就是源于159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的猎巫活动。
苏格兰的猎巫疯狂造成的处决率是英格兰人均的12倍还多，论其迫害程度只有德国比苏格兰更严重。
苏格兰审判的折磨非比寻常，这种审判权力被牢牢控制在中央法律机构手中。
猎巫不是直接狩猎妇女，但绝大多数被控诉、被处决的巫师都是女性，因为人们认为女人的“脉搏更弱”
，更容易被魔鬼欺骗。
最后一名巫师被处决的时间迟至1727年。
后改革时代的宗教和政治
教会偶尔徘徊不定、偶尔杂乱无章的进程，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适应民间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存在取决于政治。
教会最初对政治的依赖性是物质上的。
亨利八世操纵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
1530年，他解散了修道院，并从中得到了绝大多数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捐赠财富。
詹姆斯五世也充分利用了教皇赋予他为空缺主教提名的权力，并为他的六名私生子获取了六座修道院的资产，他还对教会征收重税，不过并未持续太久。
约翰·诺克斯希望摧毁教会从而建设一个改良过的共和国，但贵族操控的宗教改革让教会财富很大部分都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
直到今天，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拥有以前教会的土地，但现在，苏格兰教会作为地主的意义远不如英格兰教会重要。
为了保护和改善自己，教会成立了一个强大的、果断的、组织良好的游说团，开始“进行改革”
。
然而，改革分成了两个派别。
一个派别以知识分子安德鲁·麦尔维尔（AndrewMelville，1545—1622）为首，他是加尔文主义者、牧师，热衷于“强制虔诚”
，对王室保持警惕；另一位领袖则是詹姆斯六世的御用老师——乔治·布坎南（GeeBu，1506—1582），他认为最高权威不是国王，而是教会总会议。
另一个是由国家主导的、反教士的、在神学上更为分散的派别。
总而言之，这是一场真正激进的改革。
两国共戴一君之时，一些人希望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民能够像以色列的部落一样，“敬拜一位上帝，一起到耶路撒冷朝圣”
，但这是绝不可能的。
教会照料穷人，创建新的法庭网络来规训地方社区，由此逐渐腐蚀了社会关系。
这一进程的受害者是亲属关系和贵族权力。
从17世纪中期开始，教会权力臻至巅峰。
从那时起，它就致力于发展这片土地上的公共权威观。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教会恰恰容易与世俗权力冲突，直到1690年，教会（Kirk）才成为“依法建立”
的苏格兰教会（ChurchofSd）。
教会与政治建制相处尴尬的一个原因在于“立约”
这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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