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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任正非“下狠心”
，把大量的优秀销售人员——会英语的和不会英语的、愿意去的和不愿意去的，往海外扔，而且决不妥协，只有“去”
和“不去降级”
这两条路。
1999年，华为终于在越南和老挝中标，这是华为第一个海外单子。
这时，距离华为“大航海”
已经过了三年，华为人在海外苦苦坚持了三年。
这些年国际上一直有一个猜测，包括美国政府，认为华为跟中国政府的关系特别密切。
如果他们了解华为的历史，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他们只看到了华为的高光时刻，没有看到当年华为几度艰难求生，险死还生的至暗时刻。
这些年移动、联通、电信上千亿元规模的招标，华为颗粒无收，如果华为真有那么强的政府关系，那些订单还能会落入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外资企业之手？
事实上，华为跟政府的关系并不密切。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曾经陪着朱镕基总理去华为视察。
朱镕基总理对华为搞自主研发、占领技术制高点特别欣慰，主动提出要给华为3亿元贷款。
任正非表示了感谢。
等总理回到北京，部长们想落实总理指示的时候，任正非却拒绝了。
还有一次，深圳市的一个副市长去华为拜访，问任正非是否需要政府帮助。
副市长上门了，如果任正非有心的话，就该先请人吃个饭，好好说说自己的企业有哪些困难，搞点儿政府的创投企业基金，弄些无息贷款之类的。
但是任正非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他说：“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你们只要把城市的路修好，把公园和道路旁边的花草种好，这就是对我们企业最大的帮助。”
我们看看，任正非这个人说话真不讨喜，如果我是那个副市长，心里早已经开始骂了：我这热脸还真是贴上了冷屁股，好心好意地跑来问你需不需要服务，你让我种花种草去？所以从一开始，华为就相当克制地跟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1998年，中兴和华为都准备竞标中国联通第一次CDMAIS-95招标项目，但由于与高通公司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解决，中国联通第一次CDMAIS-95招标项目中途夭折，再次招标的时间悬而未定。
华为绝大部分人认为可以保留一支小团队慢速跟踪CDMAIS-95项目，但李一男要全部砍掉。
2001年，中国联通CDMA一期项目使用的依然是这个落后但是成熟的IS-95标准，华为CDMA基站彻底绝收。
而中兴则大赚特赚，牛气冲天！
那个时候对国产G**设备的定义有些滑稽，所有西方公司如爱立信等因为在中国有厂，也算是国产设备。
为了避免程控交换机民族品牌集体崛起的故事在G**上继续上演，西方公司学聪明了，纷纷在中国国内设厂，产品大幅降价。
在各方夹击下，华为的G**做得很惨淡，但好歹还有点儿基础，不像CDMA那样干脆基本绝收。
这段岁月对华为来说特别纠结：要是着重于眼前的技术，就丧失了未来的发展；要是看重未来的技术，眼下颗粒无收，马上就揭不开锅了。
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郑宝用和李一男这两个技术天才的判断，两个人一时瑜亮，各有所长。
因为G**没有专利限制，山寨手机种类丰富又便宜，所以在全球迅猛发展，拯救了华为。
而中兴因为在CDMA上大获成功，加上“小灵通”
也大获成功，短时间很好过，但从长远来看，被高通的专利限制得死死的，在海外的拓展也被高通的专利限制。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华为和中兴在G**和CDMA技术路线的选择上就能看出两家公司的高下，这是两家公司后来走上不同道路的最核心的原因。
从1993年到1998年，李一男在主持华为技术的这五年，帮助华为从一家生产交换机的企业快速转换为一家包括交换、传输、无线、数据、业务软件在内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任何羡慕华为今天在3G、4G和5G等无线通信诸多领域胜利的人，都不应该忘记1993—1998年李一男的贡献。
李一男在技术上如此天才，他有没有弱点？有。
他简直就是一个集科学天才和低情商于一体的大男孩。
李一男一心扑在技术上，穿衬衣连扣子都能经常扣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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