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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优势兵力，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这是任正非和华为一贯的打法。
当时整个华为只有3万人，每年的研发预算不到10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投入研发芯片把何庭波“吓坏”
了。
但是任正非决心已定，华为就是要大力研发芯片。
2004年，海思正式成立。
多年后，任正非说，华为坚持做系统、做芯片，是为了在“别人断我们粮”
的时候有备份系统能用上。
从今天的视角往回看，任正非的预见性令人震惊。
虽然有人才，有资金，更有老板的支持，但海思的起步异常艰难，甚至一开始连定位也不清晰，几乎是一事无成，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大家都觉得，两万个工程师，一年4亿美元的投入啊，根据当时的汇率，怎么着每年也是30多亿人民币，这些钱连接起来，能绕地球十几圈，怎么会一事无成啊？
其实，芯片研制领域是极少数玩家的乐园和深渊，绝大多数公司根本不具备实力。
我举个例子。
制造芯片的光刻机，其精度决定了芯片性能的上限。
在2016年“十二五”
科技成就展览上，中国生产的最好的光刻机加工精度是90纳米。
这相当于2004年上市的奔腾四CPU的水准。
而此时国外的光刻机精度已经做到了十几纳米。
光刻机里有两个同步运动的工件台，一个载底片，另一个载胶片，两者须始终同步，误差在2纳米以下。
两个工作台由静到动，加速度跟导弹发射差不多。
在工作时，这两个工作台相当于两架大飞机从起飞到降落，始终齐头并进，在这个过程中，一架飞机上伸出一把刀，在另一架飞机的米粒上刻字，而且不能刻坏。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连“两弹一星”
都造出来了，还造不出来芯片？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以举国之力，一定会造出来芯片，并且确实造出来了，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问题：造“两弹一星”
需要考虑成本吗？
“两弹一星”
作为战略性威慑武器，只要我们有了，就达到了战略威慑的目的，所以花多少钱都可以，但是芯片作为民用品，是不能用这个逻辑去考虑的。
民用科技产品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个是先进，另一个是便宜。
芯片制造领域是赢者通吃的领域，最好的产品一般都是既先进又便宜，因为它的技术领先，采购量大，所以价格也能降下来。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导致了优胜劣汰，也导致了军工产品逻辑在民用市场上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许多军工企业倒闭或者破产，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继续来说芯片，在开始的两年里，海思团队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不得要领。
直到2006年前后，联发科在业内首创交钥匙（Turnkey）工程，将手机主要功能集成在一颗芯片上，大大降低了造手机的难度。
山寨机迅即在全国泛滥，联发科也从一家DVD小厂一跃成为比肩高通的芯片制造商。
受此启发，海思开始着手打造自己的Turnkey方案。
芯片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难度大，研发周期长，没有捷径可循。
何庭波对此心知肚明，每当员工士气低落时，她总是给他们打气：“做得慢没关系，做得不好也没关系，只要有时间，海思总有出头的一天。”
尽管如此，海思起步时的艰难曲折还是超乎她的想象。
据华为“老兵”
戴辉介绍，任正非当初曾给海思定下目标：三年内，招聘2000人，外销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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