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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任正非调整策略，安排了专门的人员和团队去做公共关系的修复和改善。
美国的诉讼过程非常漫长，都是阶段性进行的，思科对舆论的操控非常有利，每到一个阶段结束，总会有一些有利于思科的消息放出来。
思科就警告华为的客户：“你们再买华为的产品会有天大的麻烦，思科有可能将你们列为第二被告。”
这样一来，很多客户深感担忧，暂停了与华为的合作。
另外，华为在美国请的律师团队和公关团队也认为华为肯定是有错的，华为只是在被动应付，所以在华为与思科的世纪大战初期，思科完胜，华为被打得找不到北。
更搞笑的是，后来一调查，华为在美国找的公关团队，居然同时是思科的公关团队，思科也是他们的客户，是他们的甲方，这就难免这个公关团队拉偏架。
郭平到美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公关团队换掉，换成擅长危机公关的美国海陆律师事务所，请来美国知识产权诉讼领域的顶尖律师罗伯特·汉斯拉姆来代理华为的诉讼。
汉斯拉姆非常有经验，曾代理过微软垄断案的诉讼，在业界享有盛名。
所以这次华为在美国请了两家律师事务所：一家是“武”
的——思科起诉我们，我们就应诉，不怯战；另一家是“文”
的——根据战况，随时准备庭外和解。
两手同时抓，文武兼备，攻防俱佳，这里就能看出任正非的厉害。
麻烦的是，罗伯特·汉斯拉姆也认为华为肯定有问题。
律师都不相信当事人的清白，怎么去做辩护呢？在这种情况下，郭平就把汉斯拉姆请到深圳去，让他到华为看一看华为走过的路，看看华为的研发路径和技术实力。
汉斯拉姆到了中国，全面检查了华为的研发过程和技术实力，开始信服了，竖起大拇指，说，没想到华为是这么一家规范的公司，他对赢得这次诉讼充满了信心。
华为这次请到汉斯拉姆的确请对人了，汉斯拉姆很快就发现思科有一个致命的软肋——私有协议。
什么是私有协议呢？就是说，国际标准组织在实现网络互联互通制定标准和规范之前，某家公司跑得快，先进入市场而形成的标准，这就叫私有协议。
私有协议是用来建立市场壁垒的有力武器，容易涉嫌垄断。
在美国，垄断是一个很大的罪名，如果政府认定大企业有垄断行为，就可能对其采取拆分行动。
在美国商业史上，1984年美国AT&T因为涉及垄断被分拆就是其中一例。
有了这柄高悬的德摩克里斯之剑，美国大公司都不愿招惹上垄断罪名。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汉斯拉姆不愧是知识产权领域的顶尖行家，他打蛇打七寸，建议在私有协议上下功夫，针对思科利用私有协议搞垄断行为，发起反击。
通过跟两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华为学会了打破自我，主动走上前台展示自己，赢得别人的支持。
华为在美国跟思科这场官司特别有意思，这场诉讼是在美国律师团队的帮助之下打赢的。
美国的商业环境非常成熟，很少有情绪化的成分。
比如这次美国律师团队帮助华为打官司，美国国内就很少有人指责汉斯拉姆是“美奸”
，帮外国人打本国的企业。
华为也很给力，一方面努力与美国政府保持沟通，另一方面通过一家由美国退休高官成立的公关公司，试图消除美国政府和业界对华为所谓军方背景的误解，让他们理解思科这次打官司根本不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是为了阻止竞争，进一步造成思科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
同时，华为还邀请了《财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过来主动沟通。
在华为的努力下，天平开始倾斜，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正的华为：从1998年开始，华为就对公司进行了国际化改造，请了一流的咨询公司做财务、流程研发、审计等服务，请了普华永道、摩托罗拉、IBM这些国际大公司做咨询，进行流程再造，这些公司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公信力。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慢慢客观中立地看待这场诉讼，他们也明白了思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是想维持自己在全球数据通信领域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独霸天下。
2003年3月，美国和德国举办了两场通信展，华为本来没有参展计划，但是现在华为认为这是一个对外沟通和展示形象的极佳场合，于是高规格地参加了这两次展会，向全球客户展示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国际市场的决心。
大家看到华为堂堂正正地去参展，看来华为没有心虚，节奏一切如常，于是客户慢慢恢复了对华为的信心。
当然，华为也不是完全孤立无援。
2003年1月，思科给华为的英国代理商发函，要求其马上停止代理华为产品。
没想到英国这家代理商非常强硬，回应道：“思科对我们和华为的所作所为是毫无根据的，华为从未窃取思科的技术，思科的表现只能说明其对竞争的恐惧。”
这家代理商不单是强硬回应，还声称要向欧盟和英国政府投诉思科涉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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