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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朝就有人观察赞叹过长江下游地区潜在的财富和资源。
[183]该地区的发展始于三国时的吴国，而4世纪时，建康成为都城后进一步加速了此地的发展。
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向了长江流域。
[184]自此，东南地区的发展突飞猛进，唐朝的政治家、思想家韩愈曾感叹“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185]。
五代十国时期，各路军队在中国北方肆意横行，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土地。
而濒海的吴越和南唐采取了谨慎的外交政策，保境安民，发展生产。
两国的国君们努力延续并增强了唐以来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为该地区在宋、元和明朝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186]
北宋时，中国东南地区已经广修水利，至南宋时进一步加强。
1128年，宋朝南迁后，稻米的产量为整个国家带来丰厚的财富。
水利工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因为六路军队中百万士兵的命运全都依赖东南地区。
朝廷大修水利，东部、长江两岸、宁波以及绍兴地区对湖床、果园、池塘、堤坝和水闸的改造已经十分全面完整。
表1列出了除山东和广西以外各省份在各个历史时期兴修公共水利工程项目的数量，特别列出了沿海省份的公共水利工程项目数量在全国总数中的比例。
表1 治水活动：沿海省份数量与全国总数的比例[187]
这些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宋、元、明时期农业资源和经济活动都高度集中在沿海省份。
水利工程的进步能提高一个地区的粮食产量，以支撑密集的人口，防止饥荒发生，最重要的是能促进文明的发展。
[188]
北方动**不安，阻碍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而自唐后期以来，手工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东南沿海省份相对远离战争，而且由于地理位置便利，商品出口机会多，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
生产瓷器、漆器、织品和纸张的作坊纷纷从北方迁到东南，并在南宋和元朝时期蓬勃发展。
[189]浙江、福建和江西最著名的陶瓷中心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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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农业，以及发达程度不如农业的工商业为沿海省份带来了繁荣的景象。
宋代一位思想家说：“当今天下根本在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
[191]沿海省份的经济优势可见表2，其半数至四分之三的收益上缴国家。
长江下游地区向宋朝廷上缴了大量的金属。
如1119年，全国共收缴了17，004盎司黄金和1，146，723盎司白银，其中八成（13，744盎司）的黄金和七成（831，186盎司）的白银来自东南沿海。
[192]至于钱币，1174年至1189年间，两浙（当时包括浙江及江苏南部）每年平均上交1200万缗，占全国平均1560万缗的77%，[193]马可·波罗曾描述：“行在（杭州）……是中国南方的九个州，或者说九个小国之一。”
[194]为了证明中国东南地区的富裕程度，马可·波罗又写了元朝大汗每年的财政税收：“……每年通常有210金托曼（西方货币单位），每1托曼为80，000金萨吉。
如此巨额的收入可真是闻所未闻。
而这还只是南方九个州之一的税收。”
[195]表2 全国财政收入：沿海省份税收与全国总税收的比例
政府对东南地区资源的依赖并非开始于最近几百年。
6世纪时，隋朝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随即发现了长江下游地区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但当时出于战略考虑，隋朝起初仍然定都北方的长安（今西安）。
西安所在的渭水流域已经不如从前高产，为了运输的便利，隋朝疏浚河道、开挖运河，构建了一条从东南杭州到北方洛阳的漕运系统。
之后五百年间，这一漕运系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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