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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世的地理著作主要是针对与中国有来往的海上民族及海外国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者在点评赵汝适的《诸蕃志》（1225年）时，写道：“惟南宋僻处临安，海道所通，东南为近。
志中乃兼载大秦天竺诸国，似乎隔越西域。”
[330]《诸蕃志》毫无疑问借鉴了之前宋代的两部书籍，即朱彧的《萍洲可谈》（1119年）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1178年），这两本书中都有关于航海路线及海上诸国的章节。
宋代是中国人地理知识日渐丰富的转折时期，因为海洋国家比大陆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强调，书籍中对外邦的描述也比过去大为精准。
[331]因此，中国人对东海、南海、印度洋上的国家了如指掌，甚至还知道了西班牙、北非、西西里及小亚细亚等国家或地区。
中国的船队可能曾到访非洲东海岸至赞比亚和马达加斯加岛。
[332]1178年，周去非对从海上能通达的国家如此描述：
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
国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
……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
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
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
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
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
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
[333]
坐船回国的中国人写下自己的经历后，证实并补充了传闻中描述的航海路线和外邦情况。
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述了穿越中国东海的一段航程和一位1122年出使高丽的宋朝使官对该国的描述。
周达观是1293年至1296年由元朝派去印度支那的使者，回国后著有《真腊风土记》，这是一本关于柬埔寨的旅行见闻。
题材更广泛的还有14世纪中期的商人汪大渊对东南亚和印度港埠的概述。
15世纪时，明永乐帝曾派船队远航，使大量中国人有机会能去外域，因而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次远航的记述，这些记述满足了想了解海外异邦人和异域风俗却无法出国之人的需求。
有关这些远航的记录中，最初受欢迎的是马欢著的《瀛涯胜览》（1416年），然后是费信著的《星槎胜览》。
得益于当时先进的印刷术，这两本书流传甚广，进一步激发了百姓对海事的兴趣。
地理知识的丰富和制图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只能绘制自己疆域的地图，随着汉朝军队的西进，中亚地区的地图出现了。
魏晋的裴秀（217—319[29]）曾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几项原则，以确保制图更加精确，并在《禹贡地域图》中使用了以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绘制地图。
裴秀有可能是使用比例尺的第一人。
但直到唐朝，才有人根据前人系统的信息积累而绘制出包含外域的地图。
兵部下属的职方司的职能之一便是绘制外域地图。
《唐六典》记载：“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
[334]这些地图每五年修订一次。
天宝（742—756）之后，鸿胪寺与职方司共同整理从外国人处获悉的地理信息。
时任宰相的贾耽能调阅两个部门的卷宗，他经数年研究后，绘制出《海内华夷图》。
这幅大型的世界疆域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比例以一寸折百里。
元代以前的500年内，中国所有地图的绘制都以此图为参照。
印刷术的发展使宋朝绘制的地图数量超过之前任一朝代，但宋朝时的地图大部分是北方及西北的军事地图。
宋朝的制图师首次单独绘制了域外地图，而非将其和中国疆域一起绘制在一张地图中，这是宋朝制图学的创新。
最早出现的是李符在广州绘制完成的《海外诸域图》，977年进献朝廷。
之后是1006年进献朝廷的《交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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