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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之大纲曰文与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备，犹天之有阳而无阴、地之有柔而无刚、人之有仁而无义也……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先事而为之备，无事而为之防。
[315]
有些励精图治的皇帝对这一尚武精神进行思考后，将激励人民的尚武精神纳入国策。
宋孝宗曾在听政的大殿中放着兵器盔甲，以让自己牢记战争。
他于1162年登基后，再次推动武学的发展，希望能让文官学习马术和箭术，将士学习艺术和学问。
[316]明洪武帝于1368年登基之日，便警示大臣官员不得忽视国家武防。
“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
[317]在他称帝的第三年，即1370年，下谕所有国子生须习骑射。
[318]他曾说过，皇帝和官员都应该文武兼备。
[319]
地理知识
宋朝时，中国海事活动发展最快，这并不是巧合。
正是在宋朝，之前的许多知识、思想和技术都被应用到实际中，并直接推动了海事的进步。
李约瑟在书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320]宋、元、明时期的人们丰富了地理学、制图学、海洋学等领域的知识储备，在航海、造船、火器制造及利用等领域，新技术发明层出不穷。
晚至唐代，中国人还只是更为了解西部边境的一些国家，而不太清楚海外的国家。
[321]到8世纪时，中国人才开始系统地收集陆地及海上的异邦信息，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及其邻邦的地理书籍开始出现。
[322]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他们带来的信息和中国人编写的地理书籍，让中国人越来越了解海外国家。
唐代时，对推动地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当数唐德宗（779—805年在位）时期的宰相魏国公贾耽。
他于798年将一生最重要的地理成就《皇华四达记》（10卷）进献朝廷，又于801年将所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及其中的《海内华夷图》进献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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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耽之前，中国对邻邦的认知十分匮乏：
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
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
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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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史书记载：“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
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
[325]他还指导鸿胪寺的译史向各国来使提问并详细记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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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耽尤其关注如何到达各国这一主题，包括是陆上线路还是海上线路、途经地区以及两地间的距离等问题。
根据他的研究，“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
[327]。
在这七条路线中，有三条是海路。
他对广州至波斯湾的航线描述不但精准，而且注重细节。
[328]贾耽对航海线路及海上诸国事无巨细的记录，尤其为宋、元、明时期的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9世纪，中国人甚至已经知道了东非的存在。
[329]
宋朝时期，中国与中亚的联系被切断，不得不将重点转向了海上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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