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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民族还是国家而言，这种侮辱都强化了汉人的爱国情怀，并催生出一种对外族人的憎恶感。
[258]1138年，南宋枢密院的胡铨怒斥与金国议和一事，称：“夫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
[259]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261]
他又在文中又提到，中原内外的外族人若能承认中原的优越性及中原皇帝的权威，则可以和平共享中原的繁华：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华夏之人抚养无异。
[262]
宋朝以前，中国皇帝接受来自外邦使者送来的礼物，有时也有人为奉承皇帝，会将之称为贡物，但并未明文规定要求定期上贡，这和《周礼》中制定的礼法一致。
《周礼》中明确规定，周王可以接受中原管辖内诸侯国的各地方物特产，但只可接受中原以外番国进贡的贽。
“九州之外谓之番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贽。”
[263]
到13世纪，进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中国各省以上缴钱币和商品代替了粮食、织品、牲畜等土贡。
同时，北方的番邦，如辽、金等，也开始实行向国内外征收贡品的制度。
如此说来，向外邦征收贡品并非中国独创，而是由外族统治的首领引入中国，目的是吸收外邦的资源，支撑国内经济。
中国传统的制度要求，遥远的番邦通过进贡和采用中原的历法来表明效忠天朝，但统治中国的外族帝王，尤其是蒙古的可汗打破了这一制度。
1267年，在一封由高丽国转达日本的诏书中，忽必烈的大臣抨击了中国过去的政策，并宣布新的对外政策：
日本阻海万里，虽或与中国相通，未当岁修职贡，故中国亦不以为意，来则扶之，去则绝之。
以为得之无益于王化，弃之无损于皇威也。
今圣明在上，日月所照，尽为臣妾，蠢尔小夷，敢有不服？[28][264]
忽必烈利用贸易，吸引外邦，入其治下，但他更依靠水陆军队力量来使这些国家臣服。
陆地上的战争以扩大疆域为目的，而海上活动如远征日本、占城、安南、爪哇岛，以及向马来亚、苏门答腊和印度南部派遣使者，目的不仅是迫使这些国家承认蒙古可汗的宗主地位，同时也是为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海上经济帝国。
这一系列活动都需要水师作为政策执行者。
在南宋及元代时，浙江不仅文人辈出，而且还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但浙江及邻近省份的经济不足以支撑该地区庞大的人口，也无法为如此多的能人异士提供大量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机会。
自然灾害又让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更加雪上加霜。
东南沿海地区受大陆气旋最严重的地带，[265]洪水暴发的频率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
如果以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暴发的涝灾数量来估算，浙江占比19.9%，位居全国之首；如果以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发生的旱灾数量来估算，浙江占比16.8%，同样是全国最高的省份，[266]其次是江苏。
两个省份相加，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涝灾数量占33.7%，旱灾占27.5%。
此外，“北宋时涝灾和旱灾的数量突然上升”
[267]“元代时涝灾和旱灾的情况最为严重”
。
[268]表13 中国每一百年的严冬数量
至于气温的变化，表13显示了中国每百年严冬的数量。
数据表明，1100年至1400年间严冬数量陡然上升，500年至1100年间每百年严冬的平均数量为14.3，而1100年至1400年间的平均数量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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