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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传入埃及的观念中，就有图画文字的观念。
在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语是写在泥板、刻在印章上的图画文字（pictorialscript）。
美索不达米亚人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使用文字，尤其是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用文字来记录交易和记账。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从考古证据中确切了解埃及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但就算曾经有过接触，埃及人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书写系统，他们使用了自己的方法，并没有从外界借鉴更多的东西。
随着埃及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比目前已知时期更早的埃及人使用文字的证据。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接触似乎没有留下真实的痕迹，最终这两个文明都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统。
竞争者之间的联系即使有可能发生，也很难确定；但是，二者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技术，因此，它们对国家及其资源的控制有着相同的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趣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图像形式的文字很早就被舍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效得多的“楔形文字”
，该书写系统使用的是小的楔形的文字。
与此同时，埃及人发展出了双重书写形式，他们保留了用于特殊目的的图像文字。
推动与统治
就丹的墓而言，文字被用来命名、说明身份、记账以及记录与国王有关的特殊仪式事件。
这些基本记录发挥着纪念性仪式的作用，对此早王朝的墓和神庙沉积物是我们唯一的考古证据。
它们似乎只适用于上层贵族并记录他们所关心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在河谷和三角洲的定居点，很少有文字被用于王室纪念性仪式。
但是，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如此，埃及的主要行政中心会有很多类型的书面文件，但它们没能保存下来。
实际上，埃及国家的成功建立在管理剩余农产品的大型组织之上，这些组织可以养活那些为国王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比如工匠、官僚、军队、采石远征队的成员以及王室成员。
一年的规划以一次特殊的天文现象为基础。
在洪水开始泛滥的时候，天狼星在消失了70天之后首次出现在埃及。
这个巧合标志着整个管理年份的开始并被全部记录下来。
天狼星升起的时间（埃及的索普代特女神）和尼罗河泛滥的高度都需要认真记录下来并反复核对。
泛滥始于7月中旬，持续覆盖了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约三个月，之后开始消退。
尼罗河泛滥的理想高度在阿斯旺约为20腕尺（10米），在开罗附近约为12腕尺（6米），在三角洲地区约为7腕尺（3.5米）。
如果水位高出这个数值，聚落和农田可能会遭到破坏；如果水位低于这个数值，土地被淹没得不足，就没有足够的水来维持农业，生产所需粮食和剩余产品。
因此，埃及最南部的阿斯旺是测量水位高度的关键地点之一。
王室官员一旦知道水位高度，就可以根据以往档案的记录计算出这一年应该征收多少税，以及可以组织哪些活动以满足国王的荣耀需求。
该财政收益被细分为单元，如此一来，在三个月后洪水开始消退的时候，书吏就可以马上划定土地的确切面积，并告知农民其预期收入。
根据阿斯旺的第一个水位高度的记录，国王就得知了他可以负担得起什么样的建筑工程、能投入多少工匠和专家以及能进行几场对外战争。
当水位过低的时候，国王会知道他要明智地管理自己的资源，也许会缩减建筑工程的规模并减少神庙捐赠。
通过详细记录和使用档案，这些都可以实现。
任何一个称职的国王都会投资书吏培养计划，甚至他本人也会接受相关训练。
因此，测量、记数、核算、征税是埃及发展出一个明确的文字系统的实际动机。
文字发展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原因，则是通过记录这些信息来确立国王在现世、来世以及众神领域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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