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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两位专家的意见，这句话可以翻译成：
那架上的中国蚕茧和成捆的中国丝都是从中国来的。
除了出口贸易，古蜀还从印度进口大量用来献祭神明的象牙，金沙遗址发现的成吨的亚洲象象牙就是证明。
假如蜀地产象，就没必要囤积如此多的象牙，这么大的储存量，显然是长途贸易造成的结果。
此外，古代巴蜀还从西亚输入琉璃珠和蚀花肉红石髓珠。
这类人工宝石原产地均在西亚，有悠久的历史，后来传播于西亚和印度河地区。
从文化角度来看，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也不同于中原的殷商文化，倒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包括西亚在内的史前雅利安文明。
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初，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形成了青铜雕像文化传统。
在乌尔，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青铜人头像。
在尼尼微，发现了阿卡德·萨尔贡一世（公元前2800）的大型青铜人头雕像，还出土各种青铜人物和动物雕像。
古埃及最早的青铜雕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00年。
在印度河文明中，摩亨佐·达罗遗址也发现了若干人物、动物雕像。
并且，三星堆人物青铜雕像从人物造型、艺术风格、功能体系上无不与近东文明相近，而与中原迥然不同。
印度河文明古城与三星堆古城，都有发达的青铜器制造工业，都以青铜雕像为其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它们共有的武器都是柳叶形青铜短剑。
并且，两座城市的青铜器制作工艺都运用了铜焊法，而铜焊法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并不存在。
据段渝先生的研究，商代蜀国的青铜合金术，无论在选料、合金类别的用途还是熔炼技术方面，都自成体系，独具一格，有别于华北商文化。
反之，东周时代的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文化中，有较为浓厚的蜀文化早、中期青铜文化色彩。
段渝先生推断：
不论在古蜀本土还是中国其他地区，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的文化风格都是绝无仅有，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它具有发生演化序列。
在非金属制品中，也同样找不到其祖型。
这就意味着，三星堆大型雕像群虽制作于当地，但其文化形式和风格却不是包括蜀地在内的中国所固有。
从世界文明史上的青铜雕像文化形式的起源的发展观察，三星堆雕像文化的来源可寻端倪。
它不仅与世界文明初期青铜雕像文化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而且在年代序列中的位置也恰相吻合。
因而，它有可能是通过南亚文明的途径，由古代的滇缅道，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青铜雕像文化因素，并把它融合进蜀国自身的青铜文明之中，使它表现出浓厚的复合型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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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黄金面罩，西亚艺术的许多雕像都饰以金箔，如叙利亚毕布勒神庙地下发现的一尊青铜雕像，就覆盖着金箔。
乌尔王陵中的公牛雕像，亦以金箔覆罩牛头。
自然，还有埃及、迈锡尼覆盖在死者头部的黄金面罩。
权杖起源于西亚欧贝德文化第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代前半叶。
在以色列的比尔谢巴，发现了公元前3300年的铜权杖首。
青铜时代西亚使用权杖标志权力的传统，在当时的石刻、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品中体现得比比皆是。
古埃及考古亦发现大量各式权杖，既有黄金的，也有青铜的。
三星堆文明用权杖代表王权、神权，就更与中原用鼎、斧钺代表这些权力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而与近东雅利安文明完全一致。
古巴蜀对祭祀的极端重视，祭祀的方式和对象，以及祭政一体的政治体制，也表现出明显的韦陀文明的特征。
从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古国施行的是以祭祀为中心的礼乐之治，并不张扬武力和强权，这一点与近东文明重富强、隆法治、好征战的传统差别甚大，也与殷商时代人牲、殉葬的作风殊异，反倒与印度河文明的精神气脉更为相通。
大致可以推断，虽然同处史前雅利安文明圈，三星堆文明似乎更多继承了韦陀文明的婆罗门文化，而远古近东文明与中原文明则体现出了更强烈的刹帝利文化的气息。
从这个角度来说，三星堆文明才是将婆罗门和祭祀奉为至上的韦陀文明的真正继承者，也就是说，正统的韦陀文明从印度七河消隐后，在遥远的巴蜀却得到了传承和发扬，而近东文明乃是一种经过较大变异的雅利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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