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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石人像，眼晴变小了，鼻子变矮了，嘴也变小了，眉毛变得短而细，已经全然是中国人的模样了。
但文化依然一脉相承。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形制，很多都与距金沙村大约60公里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相似。
尤其是金面具、金冠带和青铜小立人，都惊人地相似。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
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仅有19.6厘米高，这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
它与三星堆出土的2米多高的青铜大立人在造型上极其相似，身上都穿着同样的长衣，摆出同样的姿态，一只手空空地攥着拳头，不同的仅仅是体积上的悬殊。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金冠带，上面刻有鱼、鸟、箭、人头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完全一致。
金冠带与金杖都是至高王权的象征，二者表面上基本相同的纹饰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了金沙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之间内在的传承关系。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来分析，金沙人与雅利安文明的发源地——印度——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象牙之路”
依然通畅。
金沙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神态各异的石虎，可以看出金沙人有崇拜虎的习俗，与古文献所记载的蜀人崇虎的传统相吻合。
但这未必是图腾崇拜，倒是很可能与司刑杀的西王母或杜尔嘎女神崇拜有关。
金沙石虎口中有朱砂的遗痕，而朱砂正是用来崇拜杜尔嘎女神的必需品。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三星堆文明除了自身非常突出的雅利安文明特征外，还发现有中原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文化的特征。
例如，殷商风格的青铜纹饰；中原风格的青铜礼器，如罍、尊、盘等；夏商风格的玉石器，如玉琮、玉戈、玉圭、玉璋、玉刀、玉瑗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青铜器、玉器，以及夏代形制的陶器。
甚至青铜大立人——因陀罗神像本身，从他的四龙衮衣来看，也有很强的中原礼制文化的特征。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文明的影响绝不仅仅止于古代的蜀国，例如在陕西周至发现了与三星堆相似的青铜面具。
这件青铜面具高34厘米，粗眉大眼，尖鼻阔口，耳朵竖直，耳垂穿孔，其面部特征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如出一辙。
越南富寿省的冯原遗址发现了跟三星堆一模一样的牙璋。
最早的青铜无胡三角形援蜀式戈和柳叶形剑，分别出土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
到了商代中后期，陕南汉中也出现了这种无胡蜀戈。
其后，到了商代晚期，这种戈型又继续向北流布，以至当代在中原和商都殷墟都相继有出土。
三星堆青铜文化应该较早地渗入和影响到滇文化。
例如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滇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若干人物和动物立雕像，其风格完全有别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而与三星堆文化颇为一致。
在滇文化的青铜兵器中，古蜀文化的色彩较为浓厚，其无胡式青铜剑风格类似古蜀柳叶青铜剑。
滇文化的无胡式青铜戈，也十分近似源于三星堆文明的古蜀戈。
三星堆“仓包包”
祭祀坑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铜牌形饰，与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铜牌饰在形态上极其相似。
通天玉琮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揭示出三星堆文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
尤其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更为惊人，其种类的丰富和器型的精美，绝不输于良渚玉器。
这些玉器种类丰富多样，主要有玉琮、玉璋、玉璧、玉环、玉符、玉锛、玉刀、玉剑、玉戈、玉牌、玉贝、玉人头像以及动植物形玉饰，等等。
这些玉器大都采用透闪石玉料制作而成，所用玉材大多选料精良，采用了切割、琢治、打磨、钻孔、雕刻等手法，不仅在加工工艺方面显示出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而且在器型、纹饰、文化内涵等方面也都极富特色。
日本专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上的几何图案花纹是人工无法打磨和雕刻的。
还有两块直径约一米、水平切割的玉石石料，水平误差不过微米！
而有的玉琮上有细若发丝的精美微雕图案。
要知道，玉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在玉石上刻出如此高精度的图案花纹，连现代技术都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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