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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三星堆神坛的象征寓意非常丰富，为解开昆仑、黄帝之谜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实物依据。
尤其是四力士、五臣的装束以及角端神兽、莲花座状的苏迷卢四峰，透露出强烈的韦陀文化特征，留下了史前时代韦陀灵知神话向华夏神话过渡的痕迹。
类似的礼器在西周还可以看到。
591页图中的这件西周青铜器底座为方坛形，由四力士抬着；方坛之上为一粗壮的圆柱体，柱身雕满云鸟纹，顶部立着一只属于鹰鹏类的大鸟。
这件西周青铜器明显是三星堆神坛的变异，虽然省略了神面、五臣、金城、莲花状的四峰等细节，但天地之中的昆仑神山、黄帝之佐后土和灵界使者大鹏鸟却被凸显出来，表达出绝地通天的主题。
殷商铜铸鸮形卣
在商文化中，以十日为一旬的时间计算系统，以甲乙丙丁等十日为庙名谥号，是一套深层的信仰文化。
甲骨文出土以来，学者们已从祭祀先王的卜辞中发现了一项明确的规律：祭祖的日期与受祭者的日名相同。
对此，王国维先生最早提出：“因之际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
（《观堂集林》，卷9）郭静云认为，十日系统所表达的，不仅是十天一旬的时间周期而已，而是象征十个太阳轮流升降于天地之间，以此作为天地之间的沟通媒介。
在商文化信仰中，东、西方象征着掌管大自然死生规律的奥秘：在春分之时向东举行迎日礼，欢迎日暖，祈求生机降临：在秋分之日向西举行送日礼，送别日暖，并祈求死后再生。
此以信仰不仅涉及大自然的生灭循环，同时也推及人的生命历程以及死亡后可以再生的观念。
是故，对十日的崇拜，其实与丧礼有密切的关系。
十日谥名决定了丧祭的准则。
商和西周早中期的铭文所录“日甲”
“日乙”
等祖先名号，其中的“日”
字未必是用来表达日期，更可能是表达升天后的祖、父、兄本身已经与日合体，所以能从地下随日轮升天。
因为共有十日轮流升降于天地之间，十日各有其名，所以死者所乘之日名，就成为死者的谥号。
也就是说，商人对日的崇拜，包含了死者再生的信仰，他们相信死者灵魂没入地中，犹如太阳西落，夜晚过后，又将在朝霞时再生于东方并乘日升天。
日名谥号即指亡者升天之日，它并非表达亡人入土之日，而是表达其灵魂随日升天的日期。
商代在祭祀先王的同时，也会祭祀他所乘的日，以及与他同日升天的所有祖先，此即虞祭的神秘隐义。
并且，虞祭不仅是送先王乘日升天，也是协助其升天之后能顺利地朝见“帝”
，列于天中上帝左右，亦即“宾于帝”
。
所以殷商的王冢都是头朝北向，也即上帝北辰所在的方向。
直到西周时期，青铜铭文上依然常见日某为祖名，表明乘日信仰与日名丧礼也是西周贵族文化之核心。
乘日升天、御龙游历的神秘形象，早已深植于中国文化，因此自古以来，送魂、安魂、祭魂仪式都是在朝霞时进行。
日本人藤田丰八在其《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一文中提出，古印度韦陀文献中有“十二日迭出，烧尽大地”
的记载，与中国文献所见的“十日并出”
“焦火不息”
很相似，因此殷商最具种族特征的十日概念很可能发源于印度。
除了十日，郭沫若等学者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依据，证明殷商十二辰计时系统源于巴比伦的十二宫体系。
但实际上，《梨俱韦陀》也讲到了十二宫体系，而《耶柔韦陀》则列举了二十八宿（Naksh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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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之中叶，苏雪林女士于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殆的时刻，发奋研究昆仑神话，提出了昆仑神话西来说，并且将其归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她断言，昆仑之谜以及相关古文献如《山海经》《九歌》《天问》《淮南子》的破译将证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
，“中国古史混有外来神话及历史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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