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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帛古国”
时代“有祀无戎”
。
红山、良渚文化有专业祭祀队伍，率民以祀神，唯祀为大；未发现战争的迹象。
东亚先民与其说是政治动物，还不如说是宗教动物。
他们祭祀是出于对天、地或宇宙自然的敬畏，或为了生殖、丰收和安康。
没有发现为了战争而祭祀的行为，亦未发现围城或防御工事以及陪葬兵器的武士阶层的存在；以人为牺牲、以人殉葬的风气尚未形成。
……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鬲、壶等固定组合，都与礼制有关。
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及三代足器的最初出现，都可能是通神的工具。
通神以及神权至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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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尧舜源出东夷，而禹来自西夷。
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有一个昌盛的夷文化圈，孕育孳生了齐鲁文化，而齐鲁正是孔孟儒家文化的发祥地。
子为夷礼，箕子、微子、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均是夷人，正是夷人创造记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底。
从本书的角度来看，“夷”
应该与源起于印度河—莎拉斯瓦提河的婆罗门文明有关，属于10000—5000年前陶玉时代世界体系。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东夷文化有更宽泛的看法，认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部都属于考古学意义上的东夷世界。
更为开放的看法认为东夷文化不但是中国大陆本土文化的基层，而且是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源头，它从亚洲东北部越过白令海峡或沿由南太平洋逐岛航行而抵达南美。
北辛、大汶口、龙山、河姆渡、良渚、屈家岭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均与东夷文化相关。
跟印度河文明一样，夷文化具有厚重的海洋文明特征。
夷人靠海吃海，从海洋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源，还将海贝作为装饰品和货币。
殷墟未被盗掘过的墓葬中40%出土海贝，其中80%墓主口中含贝或手中握贝、足下放贝，而这些海贝大多来自印度洋的温暖海域。
“夏”
源出西亚、中亚，是4000—3000年前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游牧文化向东亚扩张的结果。
大规模青铜冶铸、兵器制造，墓葬制度、殉葬，战车和马，尚武好战风气，黄金崇拜、天帝信仰，皆盛行于处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夏商周三代，至秦和秦制的统一天下乃达到其顶峰。
从其在历史上表现出的各种特征来看，“夏”
属于刹帝利为主导的文明，与源起于中亚、西亚的青铜雅利安文明有关。
刹帝利或说军事贵族力图摆脱婆罗门文化的约束和指导，甚至取代婆罗门的至高地位，于是追求富强、争竞攻伐之风逐渐削夺了以礼乐玉帛为象征的灵知精神，血缘、民族、国家中心顶替了灵魂、神明和天下，被物化的人类从此离文明的本质和源头越来越远。
这种刹帝利型雅利安文明其实是韦陀文明的一种变体。
作为史前陶玉时代世界体系的主要文明形式，婆罗门型雅利安文明构成了中国史前夷文化底层，其后刹帝利型雅利安文明由西亚、中亚的游牧、游战民族输入，形成夏文化，是为夷夏先后说。
是故相对于夏，夷是东亚土著。
印度河文明是以婆罗门文化为主导的雅利安文明，故夷文化崇礼乐尚大同；而中亚、西亚是以刹帝利文化为主导的雅利安文明，故夏文化倡王霸重富强，大型墓葬制度、大规模人殉、帝国大一统的法律政治制度和尚武征服精神都是受西亚文明尤其是波斯的影响。
可以说，夷夏文化共同造就了此后中国文明内圣外王的文化格局，而圣始终为王所压制利用。
婆罗门型雅利安文明和刹帝利型雅利安文明，夷文化和夏文化，其关系犹如印度河之于两河，希腊之于罗马，尧舜之于三代，文明教化在先，霸业武功在后，其实本出一源，而终于武力居上，圣智消歇。
文明的基因不断裂变转化，宇宙—神—人分崩离析。
尧舜是夷人，禹出西羌也是夷人，夷人建立夏朝，其百官和民众也是夷人。
殷商是夷人王朝，周朝是西夷建立的王朝，其群众基础是东夷。
而夏反倒与西北的戎狄包括羌、月氏、吐火罗、塞（斯基泰）、大夏（今阿富汗地区）等印欧人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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