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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过，1750年一座外省的中型城市中，居然出现了109名法官和126名执行官，他们全都是城市居民。
对于这些政府官位，资产阶级的确怀有空前的热忱。
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旦得到了一笔小钱，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用来投资生意，而是用来买官。
相较于行会前辈和军役赋税，这份卑微的野心给法国农业与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阻碍。
官位不足的情况出现以后，那些想要做官的人会马上想方设法制造出新的官位。
有个名叫让佩维尔的先生，曾在自己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论证了在某行业中增设监察员一职与公众利益完全相符的观点，在论文的末尾他还主动表示愿意出任该监察员。
这位让佩维尔先生是什么人，我们都很清楚。
他有钱，也有一点儿学识，不做上官誓不罢休。
有个跟他生活在同一年代的人说：“所有人都想从国王那儿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官位。”
我在这里描绘的这个时代有别于现在这个时代，其中最大的差别是，那时政府是卖官，如今政府是授官；不必交钱就能做官；只要交人即可，这样的手段更加高明了。
资产阶级和农民分割成了两部分，这是不同的居住地，特别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最普遍的利益冲突造就的结果。
贵族在纳税方面享有特权，人们对此有怨言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资产阶级也享有特权，人们对此又该持有何种态度？资产阶级要让自己身上的公众负担全部或部分免除，有数千个官位可供选择：这个人可以使自卫队负担被免除，那个人可以使劳役负担被免除，还有一个人可以使军役赋税负担被免除。
那时候有这样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所有教区内都有几个非贵族又非教士的人，依靠自己的官位得到了某项免除赋税的特权。
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免交军役赋税的人实在太多，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所以预留给资产阶级的很多官位便被取消了。
资产阶级中享有免税特权的总人数，跟贵族中享有此特权的总人数相当，前者很多时候甚至多过后者，对于这些，我一点儿怀疑之心都没有。
这些特权的存在是很悲哀的，它们让失去了原有特权的人心生妒意，让拥有特权的人愈发自私、傲慢。
从18世纪初到18世纪末，社会上最突出的莫过于城市资产阶级对郊区农民的敌意，以及郊区农民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妒意。
蒂戈尔曾说：“所有城市都愿意以牺牲所辖乡村为代价，维护其唯一在意的自身特殊利益。”
作为总督的代理人，迭戈还曾在其他地方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有这样一种趋势，总是带着掠夺和侵犯的性质，比如城市对自己所辖乡村做出的一切举动。
很多时候，你们不能不去阻止这种趋势。”
即便是与自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居民，在资产阶级看来也跟陌生人甚至敌人差不多。
当地的财政支出由资产阶级确定，其中的绝大多数都由下层人民一力承担。
同样是这个迭戈，曾在自己著作的另外一个地方表示：城市资产阶级为了避免承担这个沉重的担子，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定入市税的方法。
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曾多次给出证明。
然而，资产阶级的所有做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非常担心自身会跟人民混为一谈，他们急于脱离人民的掌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在一篇写给总监的文章中，他们这样写道：“如果重新选举市长的请求能得到国王的批准，那么将候选人的范围局限在最重要的达官贵人之中，甚或局限在初级法院之中，就实在再好不过了。”
国王通过自己颁布的政策，持续不断地剥夺城市平民阶层的政治权利，这一过程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这种政治思想贯穿了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在位时的所有立法。
立法期间，城市资产阶级全程参与，偶尔还会提意见。
1764年，城市政治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有位总督向一个小城市的市政府官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葆有手工业者及其他底层人民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是否真的有必要？那些官员答道：“对人民而言，葆有这样的权利能让他们感到慰藉，他们也从来没有滥用过这项权利，不过最好的做法还是将这项权利交给上层会议，这样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
总督的代理人说，自己已经找了“六位表现优异的城市公民”
，他们已在他家中集合，秘密召开会议，并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不同意市政府官员的意见，即将权利交给上层会议。
他们的意见是，让上层会议的各个组成团体各自选出一些代表代管选举权。
跟这些资产阶级不一样，总督的代理人更倾向于支持人民享有权利和自由。
他一方面转述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另一方面又深入阐述道：“自己作为纳税人，却无权决定这笔税收资金该怎么用，这对手工业者而言真是太难接受了，至于那些征税者，与此却没有多少利益牵涉，因为他们享有特权，不必缴纳这种税。”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幅图画描绘完整再说吧；眼下我们只研究资产阶级，且将人民放到一旁，这正如我们在研究贵族时，也将资产阶级放到了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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