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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区政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赋税的确定、收缴和使用，如何才能让那些不按照同样的规则纳税甚至根本不交税的人，在教区的政务上一起执行一起商讨？所有的教区都包含了免除兵役税的贵族和教士、不缴纳或者缴纳一部分的农民还有那些全额缴纳兵役税的人。
这就好像是三个根本不一样的教区，三个都要求有自己独立的政府。
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事实上，任何其他的地区都没有农村里赋税的差距那么显著。
民众被分成了不同的团体，并且通常都是对立的团体，农村的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如果想在村子里设立一个行政集团和一个自由政府，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让人们缴纳同样的赋税，一定要让每个阶级之间的差距变小。
1787年，改革终于开始进行，不过人们那个时候做的却并不是想的那样。
在教区的内部，原来的阶级差距和标志着这种差距的赋税不平等还是老样子，而人们则将所有的行政权力转移给了选举组织。
这样的行为立马引发了非常奇怪的现象。
如果是在选举市政官员的选举会议上，本区神父和领主是不可以占位次的，据说是因为他们是贵族和教士阶级，而在这个会议上，有权选举代表的主要是第三阶级。
在市议会选举出之后，本区神父和领主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其中的成员，因为让这么重要的两个阶级跟地区政府完全不扯上关系，那是很不合适的。
甚至那些领主没有参与选举的市参议员召开的会议，也可以由领主来主持召开，不过他不可以干涉多数的法案。
举个例子来说，在人们开始确定和增收兵役税的时候，本区神父和领主就没有投票的权力。
他们可都是不需要缴纳这个税项的。
从市议会的角度来看，它跟这些人的人头税没有任何关系，人头税还是由总督按照特别的方法进行确定。
市议会的主席跟本该由他统领的议会之间是彼此分离的，人们怕他在议会当中会产生一些间接的作用，从而影响到他不属于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所以要求把他的佃农的票数刨除在外。
在寻求省议会对此的看法的时候，省议会表示这样做很公平，非常合理。
教区里的其他贵族阶级不可以加入到这个由平民组成的市议会当中，例外的情况是，可以在通过农民的选举后，按规则进行特别说明，不过在议会里面他们只拥有代表第三阶级的权力。
领主在议会当中占据席位，只不过是为了彻底地顺从于他原来的属下，那些人一下子就成为了他的上司，相对于把他看成他们的领导者，还是把他看成他们的囚犯更好些。
就是用这种方式，人们把他们集结起来，好像不是为了让他们相互之间更加靠近，而是要让他们更加明白相互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他们的利益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对立。
没有人知道行会理事到底还是不是那种没有威望、只靠着强制才能实现职权的政府官僚，还是他的位置跟他所代理的那个区域一同升高了。
我发现了一封信，它是1788年一个村子的执达员的，因为人们选择让他接手行会理事的职权，他觉得非常生气。
他说：“这违背了行会理事所应该拥有的一切特权。”
总监回答了他，提出一定要改变这个人的观点：“要让他知道，同胞们选择他是他的荣幸。
另外还要让他知道，新任的行会理事跟以前那个用同样名字的政府官僚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政府方面应该对他们更加尊敬。”
人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发现，在农民形成了一种权势的时候，包括贵族在内的教区里的那些重要的公民，突然都开始和农民亲近了。
在巴黎近郊的一个村子里，拥有高级裁断权力的领主不满地说，国王的命令让他连作为一个平民参加教区议会事务的机会都没有。
而其他的一些人却准许他“因为对公众权利的忠心而担负行会理事的职权”
。
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在富有的阶级向农民们靠拢，想要和他们成为一体的时候，农民们却回到了原来的孤独态势，不愿意敞开胸怀。
某些教区的市议会不愿意让领主加入，还有一些市议会更加苛刻，拒绝接纳那些已经变富裕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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