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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说：“国库已经因为各个时期的浪费而有了太重的包袱，我们的很多不允许出让的领土都已经以很低的价格出让了。”
还有一次，国王是因为理性而不是因为小心才说的：“工业行会更是因为各个君王的国库的贪婪而产生的。”
然后他又进行了一下补充：“如果现实情况经常因此有不必要的开支，兵役税增加得太严重，那么原因就是财务管理机构觉得兵役税的增加是很秘密的，因此也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虽然有更多的方法来减轻民众们的负担。”
这些话都是冲着民众里面有文化的那些人说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相信那些受到某个利益团体指责的政策反而是有效果的。
关于民众们，就算他们听到了当然也不会明白。
不得不承认，就算在这样的慈悲心里面，也有对那些人确实想帮助其脱离苦难的穷苦人的强烈藐视。
这让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夏特莱夫人[1]的观点，伏尔泰的秘书跟我们说，夏特莱夫人并不避讳在仆人们的面前换衣服，因为她不确定仆人也可以算作人。
别认为我刚刚转述的那些很危险的话只是从路易十六和他的官员嘴里说出来的，那些将要成为民众冲击目标的拥有特权的人当着民众的面也是这么说话的。
可以说，法国的上层阶级开始关注贫民的前途的时候，那些贫民还没有让他们害怕，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认为贫民的痛苦会让他们灭亡。
在1789年之前，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那个时候的人非常怜悯农民，不停地讨论着农民，探讨如何才能拯救那些农民，并且揭示导致农民痛苦的主要的弊端，批评那些对农民伤害最深的财务规定。
但是在这种新的怜悯的表达里面，人们依然看不到很远，跟以前长时间的麻木不仁毫无见识没什么两样。
1779年，法国的一些地区召开了省议会，后来整个法国都召开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些会议上的记录，查阅会议留下来的其他公开资料，你肯定会被那些资料中所表达的慈悲情感所感动，并惊异于资料当中毫不谨慎的言辞。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中说：“人们经常会发现，国王用来筑路的钱都用在了有钱人那里，而这对民众来说没有一点儿好处。
人们经常耗费钱财来使通往城市的道路更加通畅，但是从来不用在改善城镇或者村子的入口上面。”
在这个会议上，贵族阶级和教士阶级在谈论了徭役的弊端之后，自愿捐助了五万里弗尔来帮助民间改良道路，还说如此的话，就可以不花民众的一分钱而使本省的道路变得顺畅。
在这些拥有特权的人眼里，以广泛的赋税来取代劳役制度并且征收应缴纳的赋税，或许花费的钱更少。
不过在自发捐出这些不公平的赋税利润的时候，他们还想着保留它的表面特征。
在扔掉他们权利当中好的那部分的时候，他们还仔细地留下了让人厌恶的那部分。
其他那些省的议会全都是由那些不需要缴纳兵役税的地主组成的，他们想着继续不缴纳人头税，但是却用最暗的色调来描画兵役税带给民众的痛苦。
他们把兵役税的所有缺陷描绘成一幕恐怖的场景，并且故意大肆刻印。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在他们明确表示对民众的关切的时候，却突然冒出一些轻视民众的言辞。
民众已经让他们有了同情心，但是依然是他们蔑视的目标。
让基耶那省的议会针对农民的事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过他们把农民看做是野蛮粗鲁的人，是喜欢惹事、脾气暴躁并且叛逆的人。
迭戈以前为民众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
在那些公布出来让农民自己看的条令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刺人的话语。
就好像人们生活的地方是欧洲的加利希亚之类的地区，那里的上层阶级用的语言和下层阶级的不一样，下层阶级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18世纪的封建法学家们面对着缴纳年税和其他封建税务的债务人，经常流露出那种温柔、公平和谦恭的前人不知道的情感，不过在一些场合，他们还是口口声声说着低贱的农民。
看上去那些公证人说的是正确的，这样的脏话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
伴随着1789年的来临，那种对民众疾苦的怜悯变得更加热切和浮躁了。
我这里有一些1788年初的时候很多个省议会给各个教区的公民下发的通知，目的就是要根据这些来仔细了解他们也许会提出的所有诉求。
在这些通知里面，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父、一位大领主、一个资产阶级人物和三个贵族联合签署的，他们几个全部都是议会的成员，用议会的名义来处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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