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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胜利一方踏着溃败一方委弃的旗帜乘胜前进（追穷寇）时，他们所呼喊的同一语言就遭到一次毫不留情的践踏和洗劫。
西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韩少功读过《圣经》和《古兰经》，认为除了“上帝”
和“真主”
一类用语的差别外，“两种宗教在强化道德律令方面，在警告人们不得杀生、不得偷盗、不得**、不得说谎等方面，却是惊人的一致，几乎是一本书的两个译本”
（第366页）。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次次血流漂杵的“圣战”
呢？韩少功的解释是奇怪的：语言虽很重要，但一当它上升为神圣，它就不再重要（失重），而成为“无谓的包装”
，即只有在它不重要时它才重要。
其实，他从两部“圣书”
在内容上的一致去判断它们语言上的一致，这一开始就是误入歧途。
从内容上说，世界各大宗教乃至各种伦理说教都可说是大同小异，决没有一位先知教导人们要偷盗、要**等，更何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同源性。
但问题在于，这两部圣书是用相互陌生的两种文字写成的，并且对同一教义内容的表述方式、对同一戒律的解释和执行仪式等都有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对一件事的内心体验的差别，而且是两大民族文化的整个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深刻分歧，“十字架”
和“新月”
只不过是其最集中的象征符号（广义的语言）而已。
所以西方的情况的确可以用《圣经?创世纪》中有关巴比伦塔的故事来说明，即上帝有意变乱人们的语言，使他们相互分散，造不成通天高塔。
韩少功表述为：“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不断造就着语言的血案。”
（第366页）
然而，韩少功没有看到，虽然西方的人际冲突来自于对同一些事情的不同语言表达，但中国的冲突通常却来自对同一语言的不同体验。
中国历来没有仅因语言、说法、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导致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历代“文字狱”
正因为不是诉诸文字本身，而是诉诸个人体验，才显得那么凶险叵测）。
因为人们早已看透了，任何“名”
都只有附着于“实”
之上才有意义，绝没有离开“实”
而独立的意义。
孔子虽有“正名”
一说，但正名的标准恰好是忠孝仁义的内心体验；且中国历史上“名不正言不顺”
而大行其事的比比皆是，几成惯例。
任何名言规范在中国人眼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圣性，即使是对“嘴煞”
的恐惧（见“嘴煞”
条）也不是对语言本身的魔力的恐惧，而只是许多其他禁忌中的一种，且只是对某几个词语的特殊作用的迷信。
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那样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尽管有以宗教为旗帜的造反，也有政府从政治考虑出发的灭教，但早熟的中国人犯不着为教义上的词句之争大动干戈。
相反，西方人把语言视为上帝的“道”
（logos），便滋生出一种为了语言（道）而狂热献身的精神。
语言，特别是具有普遍性和逻辑规范性的语言（概念语言、数学语言和法律语言）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个凌驾于现实生活和一切个人体验之上的超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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