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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学去“捍卫”
一个旧式的理想，以保持自己精神上的高尚纯洁。
然而，上述两种倾向却包含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文学只能是其他精神生产的附庸，它本身没有创造一种新人文精神的能力，一旦脱离既定的精神格局，它就只能堕落为一种文化快餐，一种仅仅用来解气、搞笑和消遣的玩意。
此外，游离于这两种极端倾向之外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女人”
、“小男人”
文学，它们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升平年代都曾像蘑菇一样地冒出地面，在现代却失去了古人的耐心和生命含量，既不愿在形式上作诗词歌赋的开拓，也不能在内容上作鸿篇巨制的挖掘，顶多只是对古代感时伤世的诗情和言情小说（如《红楼梦》）的散文化的模仿。
90年代散文的大流行折射出一个事实，即中国诗性精神的丧失，而最可悲的是，这一沉重的代价却并没有换来思想的深化和理性精神的确立，而是导致了文学的泡沫化和伪劣化。
至于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则除了老一套的政治影射之外，就是模仿《三国演义》中那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的无是无非的感叹。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创造。
不过，90年代文学也并非一无建树。
应当说，摆脱传统道德对文学的束缚，这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困境的一个必要前提。
在中国文学史上，每隔一段时期（如魏晋、宋元、明清之际等），都有一个文学相对独立的阶段到来。
遗憾的是，文学独立以后向何处去，始终是中国文学未能解决的大问题。
因此，独立了的文学要么成为一种形式技巧，要么堕落为媚俗与**。
换言之，中国文学不是为政治伦理道德服务，就是为自然（人的天性或本能）服务。
当然，文学返回到自然就是返回到了自己的根，即人的生命力；然而，仅仅停留于生命力的本能状态，不是从中升华出纯文学来，而是使文学降为动物本能的宣泄，这本身恰好表明了生命力的不足和贫弱。
中国历史上个体人格的萎缩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
中国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不知道自己与动物或尘土究竟有什么区别。
文学的真正独立要以个体人格的独立为前提。
这种个体人格既不以群体道德的代表自居而盛气凌人，也不是放浪形骸、游戏人生、自轻自贱，而是在孤独中默默地向人性的高峰奋力攀登，与自己的懒散、自欺和粘连于他人的习惯作斗争。
在中国当代文学家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可以看作是向这种人生境界的迈进，只是作家本人未见得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本书展示的这一世纪末灵魂的历程，只不过粗略地描画了90年代中国文学某些重要现象之间的层次结构，而并非严格时间上的进程。
但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的话，我们便可以预料，这一结构在时间的长河中将会真正成为下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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