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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民，只要他有毅力、有机心和耐心，他就有可能一朝暴发，享尽帝王的荣华富贵，揽尽天下美色佳丽，吃尽世上山珍海味，这时他的自我感觉绝对地好。
然而，人和人是不同的。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人类中总是会有些不满足于现状的怪人，起来对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发出强烈的抗议，对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加以深刻的审视。
这是人类的幸运，而这些个人却是不幸的。
他们既然代表了一个世纪的人类灵魂，也就必然肩负着这个世纪的精神苦闷、内心矛盾、生存困惑和绝望挣扎。
同样是柔弱的人心，他们的心却注定经受命运的折磨，为了打击出一星半点火花去照亮黑暗的世界，而受到重创。
在这些人中，最为不幸的要算那些单以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生存的营养的艺术家了（如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
），因为他们不仅放弃了外部世界的一切生存手段，如功名、利益、权力、地位，甚至也放弃了内心世界的铠甲，即用来应付内心冲突的理性、逻辑和常识，而不顾一切地、艰苦卓绝地朝自己的心灵深处努力探寻。
这种非人的、绝不可能有最终结果的努力，几乎只有用“上帝的召唤”
才能解释。
“人心真是一个无底深渊！”
（奥古斯丁）凡是有勇气跃入这个深渊的，都将经受无穷坠落的恐惧和永无着落的痛苦。
中国20世纪90年代文学，可以说最深刻、最生动地展示出了这一永远坠落的痛苦。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像最近20年的文学这样风云变幻、**迭起，也没有任何时代像这一时期这样以一种不断深入的历程逐步揭示了中国人灵魂的深层结构。
如果说，这一历程的前一阶段，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基本上还是一个摆脱“文革”
意识形态话语、重新认同传统人文精神的阶段，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阶段，则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
在前一阶段中，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作家们还致力于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去批判另一种违背人文精神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朦胧诗、寻根派和现代派则开始脱离意识形态话语，进入某种具有人文精神根基的审美氛围，被评论界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或称之为“古典时期”
）。
然而，自从80年代末开始，文学愈是向自己的本性即纯文学复归和深入，便愈是发现自己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疏离。
失落了人文精神的90年代文学成了无家可归、飘零无主的文学。
与此相应，90年代文学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现象，即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
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
。
前者以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辛辣调侃而揭示了中国当代世俗生活真实的众生相。
但由于这种文学自身缺乏精神的原创性，它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可奈何的首肯，对现实中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的鼓吹，从而迎合了俗众的阿Q式的自满自得心理。
后者则出于对这种媚俗倾向的厌恶和反拨而放弃了文学的独立地位，转而依附于人们好不容易才从中摆脱出来的道德政治狂热（“红卫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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