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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潮，还有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现，妇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民主权利……这就是民主的逐步发育过程。
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种与血缘亲情格格不入的社会组织方式，意味着不徇私情的人际交往习俗。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
一个观察台湾民主选举的教授写道，20世纪80年代台湾贿选盛行，一万新台币可买得一张选票，但人们曾乐观地预言：随着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如此贿选将逐步消失。
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教授十多年后再去台湾，发现贿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拜票”
之风甚至到了见多不怪的程度。
人们确实富裕了，不在乎区区几张纸币，但人们要的是情面，是计较别人“拜票”
而你不“拜票”
的亲疏之别和敬怠之殊。
可以想见，这种人情风所到之处，选举的公正性当然大打折扣。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中华民族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民族，一个“和为贵”
的民族。
中国人总是以家族关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即便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即便在一个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里，人们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总是在新环境里迅速复制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官员是“父母”
，下属是“子弟”
，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们”
，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铁哥”
“铁姐”
。
从蒋介石先生开始，就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
一类苦恼：公章代表公权和法度，但没有私下写“条”
或亲自见“面”
的一脉人情，没有称兄道弟的客套和请客送礼的氛围，就经常不太管用。
公事常常需要私办，合理先得合情。
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总是使民主变得面目全非。
这样看来，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心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亲情在餐桌前的虚构和重建。
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饱，有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情，知错不言，知罪不究，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讳长者或讳尊者）与和睦关系（讳友人或讳熟人）。
一位警察曾对我说，时下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结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取证难。
好些中国人只要与嫌犯稍沾一点关系，甚至算不上亲属，也开口就是伪证，没几句真话。
这种“见熟就护”
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不胜其累，还有悬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
民主与法治都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项，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人们就完全可能避难就易，转而怀念集权专制的简易。
既然民主都是投一些“人情票”
，既然法治都是办一些“人情案”
，那么人们还凭什么要玩这种好看不好用的政治游戏？解决纠纷时，宁走“黑道”
不走“白道”
，就成了很多人的无奈选择。
显而易见，这是欧式民主与欧式法治植入中土后的机能不适，是制度手术后的文化排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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