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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古人的知识重点是从修身和齐家开始的时候，欧洲古人却展开了神的眼界，一步跃入世界万物背后的终极之being—他们一直在马背上不安地漂泊和游**，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习惯于抽象逻辑的远程布控，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色草原—大海。
那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二
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
餐桌上的刀叉，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假猎具取食的方便。
人声鼎沸的马戏、斗牛、舞蹈，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的闲暇娱乐。
奶酪、黄油、皮革、毛呢、羊皮书一类珍品，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的特有物产。
还有骑士阶层，放血医术，奥林匹克运动，动不动就拔剑相向的决斗，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流动、自由、剽悍生活的痕迹。
这可能是欧洲人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
统计资料说，现代美国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这种好动喜迁的习性，似乎也暗涌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的岁月。
当然，古欧洲人不光有游牧。
他们也有葡萄、橄榄、小麦以及黑麦。
只是他们的农耕文明不易构成主体和主流。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北方游牧民族侵迫，甚至有过元朝、清朝的非汉族主政，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而且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
直到20世纪前夕，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其历史只有“绵延”
而没有“进步”
（钱穆语）。
一个游牧人，显然比一个农耕人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必须习惯于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进行利益方面的争夺和妥协。
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不存，辈分失效，年长并不自动意味着权威。
那么谁能成为老大？显而易见，一种因应公共生活和平等身份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无可避免。
武力曾是最原始的权威筹码。
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产生的“军事民主制”
就是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
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
在那时已有蓝本：斯巴达城邦里国王、议会、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
现代西方普遍实行的议会“两院制”
在那时亦见雏形。
“长老院（senate）”
至今还是拉丁语系里“参议院”
一词的源头。
当时的民众会议（public）握有实权，由全体成年男子平等组成，以投票选举方式产生首领，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
而缺乏武力的女人，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奴隶，虽然占人口的90%却不可能有投票权。
这当然没什么奇怪。
希腊式民主一开始就是武力竞斗中胜出者的政治盛宴，弱败者不可入席。
随着城邦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影响力。
随着越洋拓殖和商业繁荣，中产阶级的市民逐渐取武士而代之，成为民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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