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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项“粉丝经济”
的投资到底会如何，不论借助哪种测算工具，说成说败，都可能各有其理。
那么问题来了：估来估去之余，智能市场就成了一个最混乱的市场。
一个烂教授居然可以靠兜售市场秘籍和心灵狗血身价飙升，一个低俗网红可以靠色相和胡闹吸金千万，一堆呕吐物被炒成了天价艺术品，一家媒体吃定假新闻却屡挫不败照赚不误，而另一些智能劳模却可能长久遇冷。
充分竞争之后，水落石出之时，劣质智能不是可以被淘汰吗？话是这样说，但大多数顾客识别智能产品，远比识别白菜和手机这些物质产品要难；再加上人们对物质的刚性需求有限，对知识和文化的弹性需求却几乎无限，从而让伪劣货有了超大回旋空间，东方不亮西方亮，换个马甲又上台。
在这一场不断加时和延时的淘汰赛中，较之于小煤窑和黄标车，落后知识产能的退出过程必定要漫长得多。
当鱼龙混杂的知识产品都换来了真金白银，智能财富就成了财富的一部分，进入复杂的社会分配网络—包括有些人不过是依附、寄生、吸血于文化泡沫和知识垃圾，把智能经济做成忽悠大餐，正在实现一种新型的剥削。
没说错，就是剥削。
（三）身份财富
阶级并不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不少。
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村子的农民打完了本村土豪，或对本村土豪打不下手，便去打别村的土豪，涉嫌抢人家饭碗，于是同那个村的农民结下梁子，甚至剑拔弩张暴力对峙。
两村农民仅因属地身份不一，在这一刻就不是见面亲、同志情、一家人了—这类故事常被书生们当作小八卦，不大进入他们的思考和学术。
其实，当下欧美国家严重的移民、难民问题危机，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就是上述乡村故事的放大吧？往深里说，也是屁股指挥脑袋的经济利益纠纷吧？在那些国家，劳工群体常比其他人（比如硅谷和好莱坞）更排斥外来面孔，相当于高等工人阶级反对低等工人阶级，以至主张本村的“土豪”
只能由他们来打，要分浮财也只能由他们来分，凭什么让高家店或王家湾的插手？同理，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者不团结久矣，有隔阂久矣，不一定是思想特务离间的结果，至少不完全是。
美国的工会巨头劳联产联一直比联邦政府有更强反华倾向，更喜欢对外吐口水，晃拳头，上政治广告，无非是眼看着资本家们跨境投资，相当于本村“土豪”
深夜外逃，与外人里应外合，沆瀣一气，把金银细软、香车宝马、小老婆都带去了中国，把楼房和道路都挪到中国去了—肥水流进外人田，太平洋那边的黄种眯眯眼岂不成了外逃阴谋的同案犯？
身份政治也容易成为一个火药桶，与阶级政治两线交叉。
这些看上去不太像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但若忽略其中经济利益逻辑，其结果，要不就是剪除阶级内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要不就是抽空重要真相，任其成为一堆认知碎片（种族、宗教、文化等）。
碰上什么乱子，就只能当作坏种族、坏宗教、坏文化肇事，当作坏人肇事—这种万能的道德口水正在解释一切却也正在掩盖一切。
移民是一种身份变更。
现代国家体制逐渐成熟，社会福利成为国家制度一部分。
福利分配体现法权性的层级架构，形成各种排他性壁垒，给诸多身份注入了特定含金量。
最基本的是国民身份。
富国的国籍或“绿卡（永久居民身份证）”
意味着相应权益，意味着一份身份财富的自动获取，常让穷国的名校生和拉面哥趋之若鹜。
不管是通过非法还是合法途径，他们都力图来一次易地脱贫，一次捷径赶超，一次短平快的生活处境改善，甚至可能成功“插队”
，比很多原住民赢得更多机会。
作为对这种外来冲击的反弹，在民族国家体制下，民族种族身份则可能成为反“插队”
的武器之一。
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在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中，一再缅怀WhiteAnglo-Saxo（白肤色、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美国。
这里的“白”
一般不适合嚷嚷，不大上得了台面。
不过一旦移民压力增强，外来的以及原住的有色人种都可能骤然紧张。
如果他们视尊严感、安全感、平等地位等为利益分配的一部分，就不难在三天两头的肤色歧视那里，在可疑的贫困率、失学率、入监率、毙亡率那里，确证自己“民族种族身份”
的负资产性质，比对出高等肤色“白”
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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